当然，这一切与早先谈到的关于19世纪普通人饮食之贫乏是显然不同的。实际情况是，证据非常混乱，搞不清人们吃得好到什么程度，或不好到什么程度。
如果普通的消费情况能说明一点问题的话，那么人们吃了相当多的健康食品：1851年，人均吃梨将近8磅，而现在只吃3磅；吃葡萄和其他无核小果接近9磅，大体上是现在所吃的数量的两倍；吃干果将近18磅，而今天只吃3磅。吃蔬菜的数字更是令人瞠目。1851年，普通伦敦人吃洋葱31.8磅，而今天只吃13.2磅；吃芜菁和瑞典芜菁40磅以上，而今天只吃2.3磅；每年吃卷心菜将近70磅，而现在只吃21磅。糖的人均消费量大约是30磅，不到今天消费量的1/3。因此，总体来说，人们似乎吃得很健康。
然而，许多逸事形式的记述，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写的，都表明事情恰好相反。亨利·梅休的经典著作《伦敦的工人和伦敦的穷人》，在建造我们的教区长寓所的同一年出版。他在书中指出，一个工人的普通晚餐就是一块面包和一个洋葱头，而一本很久以后才出版（理所当然地大受赞扬）的历史书《吃喝的热情》却说，“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和许多下层中产阶级的主食包括面包或马铃薯、一点儿黄油、奶酪或腊肉，加糖的茶”。
肯定符合事实的是，无法掌握自己饮食的人往往确实吃得很差。1810年，英格兰北部有一位地方行政官写过一个报告，介绍一家工厂里的情况。报告披露，徒工在机器旁从上午5点50分一直做到晚上9点10分或9点15分，中间只是在吃中饭时有一次短暂的休息。他写道，“他们早饭和晚饭只吃稀粥”，在机器旁边吃，“中饭一般吃燕麦饼加糖浆，或者燕麦饼加清汤”。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不得不生活在工厂里、监狱里、孤儿院里或其他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的人的通常伙食。
同样符合事实的是，许多比较穷的人的饮食是相当单调的。在19世纪最初几年里，苏格兰的农场工人每星期平均得到一份17.5磅燕麦的定量，再加上一点儿牛奶，别的几乎没有了，虽然他们觉得自己还算运气好，至少不需要吃马铃薯。马铃薯被引进到欧洲以后的最初150年左右时间里，普遍被人瞧不起。许多人认为马铃薯是一种不卫生的蔬菜，因为它的可吃部分长在地下，而不是高贵地伸向太阳。牧师们有时候还在做祷告时谴责马铃薯，理由是《圣经》中没有一处提到过马铃薯。
只有爱尔兰没有办法这么讲究。对他们来说，马铃薯产量很高，真是天赐之物。1英亩多石的土地就能养活一个六口之家，要是愿意吃大量土豆的话，而爱尔兰人势必愿意这么做。到1780年，那时90%的人完全或几乎完全依靠马铃薯活下去。不幸的是，马铃薯也是最脆弱的植物之一，容易受到260种以上细菌和寄生虫的侵扰。自马铃薯被引进到欧洲之时起，歉收是家常便饭。在大饥荒之前的120年里，马铃薯歉收不下24次，1739年的一次歉收就造成30万人死亡。但是，与1845年到1846年期间的死亡和苦难规模相比，那个可怕的总数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