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对“合法”权威的另一个重要期望是，它会建立和加强旨在抑制或控制个体邪恶冲动、不道德行为、宗教异端、反常政治程序和极端个人损害的制裁机制。于是，政府就是那个提供俄国人苦苦寻觅的“外在道德束带”（迪克斯语）的角色。
符合这些要求的权威是“好”权威，它有“权利”做它所做的事情。这样的权威应该被爱戴、尊崇和服从。但是，我们考察的俄国人，实际上似乎希望权威人物严厉、严格甚至斥责和絮叨。在俄国人眼里，这些并不是坏的或不当的；权威可能专制，或许也应该专制，只要不是太专制、太苛求。的确，如果这样的权威使一个人极度恐惧，使一个人一想到它对自己罪行和过失的惩罚就“战栗”，俄国人不认为这是件坏事。但是，权威不应该武断任意，脱离人民，行不公正。它不应该在看到一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自我惩罚时无动于衷。但是，我们考察的俄国人中，许多人认为权威也会被利用，如果人们通过贬抑自我，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虚弱无助的人，需要帮助指导，而不是严厉的惩罚。权威也可能被表扬和奉承冲昏头脑，被有求于他的人提供的物质享受诱惑，比如一起喝酒等。俄国人也喜欢运用一些推卸策略来应对权威的压力，比如明显善意地表现不理解或离开活动的现场。
纵观涉及权威的全部讨论，俄国人始终极少关注如何维护精确的制度形式、原则、规章，明确界定的权利，程序的正规性，对权力公开正式的限制，或其他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关注的法律政府内容。对俄国人来说，具有上述好政府特征的政府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治理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没必要再在法律细则上做文章。反之，如果政府粗暴武断，对公共福利漠不关心——显然经常如此，那么它就丧失了治理权利，不管它的位置如何合法，不管它如何遵守法律条文。
情感功能模式
俄国人格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高度的表达力和情感的生动性。在许多测试项目中，俄国人的反应，比起美国人来，带有更为强烈丰富的情感色彩。他们很容易投入情感，并且在讲话和面对面交谈中直接自由地表露出来，很少克制或伪装。尤其是表达批评或敌视情绪时，俄国人比美国人更自由、更自然。还有两种情感，俄国人的表达频率远远超出美国人——恐惧和消沉，或绝望。测试中的许多模糊情境在这些俄国人看来或者是威胁和危险，或者是匮乏和损失。毫无疑问，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苏联经历的紧张社会环境，以及他们作为难民的压抑处境，但是我们相信它也触及了俄国人深层的性格倾向。这些资料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俄国人的确具有常说的消沉倾向。
认知功能模式
这个内容包括感觉、记忆、思考和想象的独特模式，以及形成和利用周遭世界观点的过程。在人格构成的所有内容中，这部分可说是最精微的，而且以现有的理论和试验水平，也是最难阐述的一个。尽管如此，我们的临床资料还是允许我们做一些评论。
在谈论人时，俄国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他人”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同时对自己特点的认识也很丰富多样。他们通常不以社会类型划分他人，而是作为独特的具体个体对待。俄国人认识和评价他人时根据他人是什么，不像典型的美国人根据这些人如何评价自我。相较于他人的行为、成功表现或器物层面的成就，俄国人更关注这些人的深层特性和基本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