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对国民性变动进行动态描述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他在1951年出版的《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美国人的性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从“传统导向”到“自我导向”再到“他人导向”的形态转变，并声称这种转变与西方社会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此后不久，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简·斯托策尔以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为参照，写成了战后日本青年态度改变的著作《没有菊花没有军刀》（1958）；再往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国民性变动与“代沟”的生成相联系，她创用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这些前后相继的概念，描述了文化与青年群体人格的动态变动过程（米德，1988）；最后，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英格尔斯，更是通过对六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国民性格的变动为题，充分揭示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最切合实际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莫过于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成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英格尔斯、史密斯，1992：5）。
第二，自1940年代林顿和杜波依斯借助现代统计学界定“众数人格”以来，包括英格尔斯在内的研究者越来越注重对国民性进行经验研究与定量分析。伴随着统计技术的完善、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人们日渐不满于前人所作的有关国民性的种种印象主义描述，认为这些缺乏定量分析的研究结论过于笼统，由于未能掌握关于国民性格的大量直接证据，故其对每一具体社会成员的性格分析往往是推论性的，而正是这些推论闹出了前述关于日本人的国民性导源于童年期严格的“排泄训练”的假说。
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自1950年代以后，如英格尔斯所言，“代表整个人口的大样本取代了早期研究依赖的小型、特殊、完全没有代表性的样本”（Inkeles，1997：360），并且也确实出现了一大批取样广泛、科学、具有代表性的国民性研究，其中包括：1953年，布坎南和坎特尔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在欧美九个国家同时进行的有关国民刻板印象的研究；1963年，阿尔蒙德和维巴对英美等六国的“公民文化”的研究，研究不仅解决了选样问题，而且设计了测验城市公民个人胜任感的指标；1962～1964年，英格尔斯在阿根廷、智利、印度等六个发展中国家选取了6000个代表不同种族、阶层、宗教、地区、居住地等重要社会类别的样本，通过实际测量和比较证实，“我们根据其客观的社会特征预期其是现代的人，实际上的确也是现代人”（英格尔斯、史密斯，1992：183）。
第三，如果说早期的国民性研究往往是在文化的单一层次上展开的（主要是寻找与每一文化相对应的“基本人格”或“主导人格”），那么英格尔斯等后来者则更为关注从不同的社会文化层面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这一趋势具体说来体现在两个方面：不同民族或国家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不仅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规模更大、比较对象更为广泛（常常涉及数个国家的国民）；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亚文化或亚社会因素（职业、阶层、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水平等）对同一国家或民族的不同群体成员的人格和社会行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