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全市齐灭雀的第二、第三天，各副食或食品门市部就卖开了炸铁雀。一般情况下，我不否定吃麻雀，在我的家乡，河北沧州，许多人包括本人吃过蝗虫。但这次灭雀运动中，我实在不想吃麻雀。我没有吃被称作炸铁雀的这些飞禽之肉。
严肃的事情做得太轻易了就会变成起哄，起哄的结果是对严肃的解构，从而掩盖了代价，掩盖了残忍，起哄也会使人发狂，恶作剧的心理会战胜常识，起哄中我们常常搞错。问题是在起一大哄的快乐中人们丧失了起码的斟酌与起码的爱心和小心谨慎。
起哄的大众的特点是见着人压不住火，见了火人压不住。起哄者很容易成为奴仆，也很容易成为刁民，还很容易变成暴徒或者恶霸。
……我不想再说下去了。我谨为我个人在这里表达我对麻雀生灵的哀悼与悔恨。好在，现在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屋檐上、林木中，到处看得见灾难后更加兴旺发达的麻雀一族，我们也无需从外国进口麻雀；我们的亲爱同胞，目前已经对飞禽走兽有了不同的认识与关爱。
我还要说，我知道至今广东有人用各种奇妙的方法捉鸟吃鸟，我希望他们能改掉这个陋习。
让我们回忆一下1955年底以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号召为标志的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高潮。
这个高潮的掀起的基础是：一、领导核心的威望与权力。二、是占有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三、是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经验。四、是人多势众的群众运动的感染力、冲撞力、激发力。五、是毛泽东个人的才华、文章、自信满满、爱国建国发展国家心切，浪漫而且勇敢。
这差不多也是第一次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要反领导干部的“右倾”。从此反“右倾”不断：反“反冒进”；反农村问题上的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小脚女人”；“反右”；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刘少奇的“右倾”；反“右倾”翻案风……
这种“反右”不仅是政治思想上的批判斗争，而且是运用权力、运用威权进行的整肃乃至压倒。在反对反对派或被冤枉地认定的反对派的时候，威权当然管用，撤职、开除、降级降薪、坐班房、杀头的威胁当然管用。所以毛主席一面强有力地运用威权，一面号召众共产党员“五不怕”，不怕开除，不怕丢官，不怕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说实话，没有几个共产党员认真响应“五不怕”的号召，问题不在于怕与不怕，问题在于您到底要干啥？您既然代表真理，我怎么能怎么敢怎么想去向您挑战，找您练一练，去争取得到那五种后果？如果您代表真理，我得到了五种后果，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臭自己？为了贻害子孙家属？
只有老作家谢冰心喜欢讲这“五不怕”。她说，只有她是做得到“五不怕”的，她已90余岁，她的先生吴文藻教授已经离世。她不是官员也不是党员。所以她无籍可开除，无官帽可丢，无老公可离，甚至以她的高龄，对生死也早不大在乎了。
政治的威权当然是重要的与风光的，有威权就可以把一个人的理念、愿景、心思变成亿万人民的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可以改天换地，再造乾坤，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如果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体制，一种生产关系，一种所有制与分配制度，一种权力运作方式，那么，通过强势的与热烈奔放的威权运用，确实可以做到心想事成，指哪儿打哪儿。1955年、1956年、1957年、1958年直到1959年的中国社会的变化，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巨大威权的运用结果，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才华、想象力、感召力充分运用的结果。但是，如果认为，人们像寒冬腊月盼春风、半夜漆黑盼天明一样期盼着祝祷着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取决于领导的威权意志的组织形式与分配方案，那就大大的荒谬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最核心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在于他认定，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的核心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力量也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富革命性的因素是生产力，正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是革命的根据，飞速发展的生产力要求突破过了时的成为生产力的发展的枷锁的陈旧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最激烈的形式就是暴力革命。而1949年以后，尤其是在争取到了财政经济的状况基本好转以后，用劲都用在生产关系、所有制上了，而且用的劲偏于限制与削弱个人对于生产的主导权利与责任，增加集体——实际上是增加领导力量与威权中心对于生产的责任。经验证明，改所有制易而发展生产力难，靠威权加意识形态搞生产搞建设，靠群众运动靠人海战术搞现代化，而不是靠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不是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效能，这不是一条走得通的好思路。
60多年的经验还证明，老百姓更关心的不是你的社会主义纯不纯、你的所有制的变化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出发点。生产关系虽然重要，但它是可以随时调整的，可以是基本单干，可以是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队为基础、家庭联产承包、工农经济体，甚至于可以是“文革”当中提出来，但未闻其详也未能拿出一个基本实现了的样板的“五七指示”“五七公社”。老百姓要问的是，能不能多打粮食，能不能让大家吃饱，能不能多挣现钱，能不能脱离中国农民的盖有年矣的饥饿、贫困、封闭、愚昧……这其实也恰如列宁所说，“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还说，要预言共产主义的能否到来，其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
解放生产力似乎也不仅是调整生产关系的问题，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普及、文化与现代性的接轨（即文化的创造性的更新）、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与良性循环、政治与政策环境的相对稳定及国际环境等，都有很大的关系。相反，如果不断地求新求变求大求公，以大化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不二法门，如果生产关系处于不断变化、有关政策处于朝令夕改的情况下，未必所有的生产关系的变动都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新和变能带来新的刺激，但也会带来陌生与浮躁，大与公能够带来开阔的视野，但也会带来三个和尚没水吃，大眼瞪小眼，大懒支小懒，一支支个干瞪眼。让生产关系听命于浪漫的心愿，时时变化，太随意啦。
没完没了地“反右”，没完没了地鼓劲，这也未免太天真。回想全民打麻雀的场面，更像是一场少年儿童的恶作剧、恶搞的节日。一个缺少科学精神与科学知识的民族是不幸的，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们再不能以反科学、非理性的干劲拼劲来取代科学的决策与按部就班的步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