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由北京市教育局领导的“三反运动”召开了全市中学教育系统斗争大会，当场给我的母校河北高中校长郭敬辉上了铐子，当做“大老虎”（不知道把贪官叫老虎是不是旧中国的遗产，旧中国时，常常说斯时的肃贪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抓起来了。后来证明郭校长无事。运动初期敢干、硬栽、蛮干，叫做有罪推定以打开局面，叫做天翻地覆，叫做把响动做到极致。运动后期网开八面，无罪推定乃至一笑了之。我从来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的政治运动搞法，这是天才创造，这也是匪夷所思，简直如同游戏。除了印象深刻的郭校长，团市委一位同人，在南方正参加土改，被铐上铐押运回来，后来没有事，他后来担任了很重要的工作。但另一位，稀里糊涂被打成了“老虎”，他不过是被“隔离审查”了一两个月，他的老婆——一位两腮绯红的深度近视女性——却立马与他离婚另嫁了一位比她小好几岁的男生。她是那位男生的领导。我始终怀疑这未必仅仅是极“左”政治的苦果，更可能是夫妻生活不协调的后遗。还有不知道运动中的这一婚变，是不是与她个人的领导地位有关，那是一个爱领导尊重领导的年月。西方有人说权力是男人用的春药，我们呢，“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革命充溢着理想、崇高、神圣感，革命也带几分二杆子劲，猛打猛冲，又拼又闹，连撕带咬，难矣哉。无怪乎“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杜鹃山》里，主人公雷刚唱道：“干革命为何这样难。”
即使“三反五反”的搞法有点怪怪的，有点过家家的味道，总体来说，仍然颇富革命气息。挥泪斩马谡，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震动全国，对违法腐化者决不轻饶。说是刘张二人直到宣布对他们的处理了，他们都压根没想到，他们会被处决。从法制上说，刘张一案的程序并不完美无缺；从政治上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全世界悲壮地宣布，我们绝对不走太平天国、义和团的老路，绝对不会在胜利后腐化堕落分裂，宁死不腐，宁杀不容腐，在反腐问题上，没有任何情面可讲。铁面无私者，共产党也。
195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对于影片《武训传》的批判。这使我一惊一怔。曾在我所在的团市委任书记的许立群，以杨耳的笔名写了批判文章，使团市委的小干部们咸以为荣。传出了周扬对《武训传》的认识落后于杨耳的说法。
许立群是“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青年。上世纪60年代当过中宣部副部长。“文革”中投入秦城监狱，由于长期坐单人牢房，出狱后有一阵子话都说不清了，说是他将“表蒙子”叫成“锅盖”。改革开放后他编了一本倾向与《中流》等可以比肩的刊物，可能是《当代思潮》吧。后自杀。我还记得在团市委时，他率团参加在东柏林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给机关干部们作报告的情景。说是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问：“中国青年都是怎么样保卫世界和平的？是不是像东德青年那样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是指其时在东德举行的游行示威。）许立群同志回答说，中国青年用各种行动与方式表达对世界和平的捍卫，可惜的是在西方国家，人民没有这种自由。团市委的干部们都为许立群同志“撅”了西方记者而欢欣鼓舞。但我并没有觉得他的回答多么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