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马克思则这样说，资本家只不过是以银行代替了教会，以股票和债券代替了教会发售的赎罪券，以股票这个最抽象的神代替了一切宗教的偶像：“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这是因为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家和金钱的力量，认识到“钱能通神”这句话在历史上是有部分的正确性的。只要掌握了金钱，资产阶级就可以买到权力；只要掌握了金融，资本家就能控制生产；而只要有钱，同样也可以买到并垄断科学技术。
金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有力的武器，对资本的运作使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最大霸权。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推进，天主教教会的财产流入绅士阶层和商人手中，而国王的资金便主要依赖由地主和商人控制的众议院。在经济方面，英国于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1696年大规模重铸货币，这促进了现代财政体系和公债市场的形成。而在科学知识方面，则是于1660年成立了英国皇家学会（全称是“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该学会尽管是“独立”社团（实际上是由财团出资），不对政府负责，但与政府的关系相当密切，英国政府也为其提供科研资金，学会初期有会员100多名，牛顿就是其中之一。
皇家学会的前身是格雷欣学院，它是由当时的银行家和皇家的财政代理托马斯·格雷欣在1579年资助成立的，即皇家学会的真正股东是大金融资本家，这个组织“以每天讲授不同专题的形式向外界公开提供高等教育。该学院特别成功的学科是应用数学和航海工具及造船的实用研究。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时，它已经成为实验科学新成果的研讨中心”。
毫无疑问，皇家学会在成立的初期，确实促进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因为皇家学会的会员既可以是有名望的科学家，也可以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普通人，它没有规定一个入会的门槛。
而在欧洲大陆，科研机构的成立更是国家和大金融资本家主导的自觉行为。法国政府于1699年成立了科学院，并在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成立了专门培养工程师的学校“中央公共工程学院”，这就是后来成为法国工程师的摇篮而被哈耶克认定是“唯科学主义”发源地之一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随后，德国、美国在18—19世纪也成立了类似的科研机构和大学。
由银行家和国家资助的专业化的科学研究机构形成了，它迅速取代了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从事技术发明与创造的工人自发组织，于是，一个独立于生产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阶级便由此产生，并迅速地代替了技术工人从事发明工作。前者因为在充沛的资金支持的条件下进行发明，从而有着后者不能比拟的竞争优势，这样一来，工人阶级进行技术创新的道路便被堵死了。更为关键的是，对于科学技术的资助和垄断，以使得科学技术与无产阶级的劳动相脱离，这从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剥夺工人的有意识的手段，是资产阶级的“战略”，因为一旦掌握了科学技术的所有权，资产阶级就可以迫使工人接受更为不合理的劳动条件，使得无产阶级在劳资谈判中处于彻底被动的地位。一项发明可以代替许多工人的劳动，而被资本家垄断的技术发明不再帮助工人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并给技术工人带来好处和收益，恰恰相反，现在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的发明与工人对立起来了，新兴的、被资本家雇佣的工程师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起来了，工人被迫与新发明竞争，这样一来，包括先进机器、仪器在内的新技术的发明，就不再是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有效利用自然力以创造更多财富的手段，而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负担、制造社会贫困的手段。
马克思极其准确地描述了这一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