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无产阶级与现代文明的起源(2)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康熙五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伊萨克·卢梭与古典物理学的祖宗牛顿同名,是日内瓦的一位钟表匠师傅。通过卢梭的家世,正好可以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穿越历史,去认识什么是欧洲的工匠阶级,去了解工匠阶级在历史上能够做什么以及他们实际上做到了什么。

卢梭的家世很不幸,钟表匠伊萨克·卢梭的太太苏珊娜因孕育伟大的雅克·卢梭难产而死,这场灾难还造成了新生儿先天尿道畸形,这个痼疾折磨了天才卢梭一生;钟表匠父亲伊萨克一辈子自然是对这个新生儿又爱又恨,因为这个孩子是“魔鬼的礼物”,他害死了自己的母亲。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卢梭的这位钟表匠父亲完全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因为他的脑袋里不仅装着钟表行走的规律,还装着宇宙按照自然秩序循序渐进的想法,在他看来,宇宙就是个钟表,上帝便是钟表匠行会的总舵手——上帝是最大的钟表匠:

伊萨克是有学问的人,他给孩子讲天体的运行和哥白尼的学说,还讲了宇宙学的基本知识。1719年冬天让雅克七岁时,把母亲留下的小说都看完了,接着就读他外祖父萨穆尔·贝尔纳教士留下的书。这一次,他开始读另外一类书籍:他读莫里哀的作品和奥维德的《变形记》,还有呢!父子两人开始读纳尼的《威尼斯史》、博絮埃的《世界史讲义》、丰特耐尔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和《死人的对话》;还浏览了塔西陀和格劳秀斯的著作。甚至勒絮尔的六大卷《教会和帝国史》他们也不厌其烦地读。卢梭说他“几乎能把这部书背下来了”。在摇曳的烛光下,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朗朗读书。

“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朗朗读书”——这情景令人无限感慨。我们不要忘记,他们读的乃是天体物理,是莫里哀、塔西陀和格劳秀斯,是罗马史,并不是“故事会”。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这幸福的场景绝不是学院里研究生的求学时光,而是一个普通钟表匠和他的儿子的日常生活。而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想象这一场景的重现:一个修表师傅或者鞋匠,能够一边在街头劳动,一边与他的儿子讨论康德、黑格尔、德里达、玻尔和爱因斯坦。

卢梭的童年生活便是那个时代欧洲工匠阶级日常生活的写照,而我们将会看到,7岁时的烛光最终变成了《社会契约论》照彻全人类数个世纪的灯火。

实际上,欧洲文艺复兴的主体并不是所谓“人文主义者”,因为它的主体,就是卢梭老爹那样的工匠阶级。不必说在文艺复兴初期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与劳动实践完全脱离,即使当时的“人文学者”的生活也完全如此。人文学者们重视的是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而并不是卢梭的老爹在修表过程中研究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这类著作,人文学者们既不会修钟表,当然也从不关心一切能够减轻劳动负担的技术性问题,恰恰相反,在人文学者们看来,钟表匠们关心的只是些“愚蠢的问题”,这是因为人文学者不必修理机械和地球,他们依赖王公、贵族和银行家的资助为生,并持有其资助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偏见,他们蔑视体力劳动者。

科学史家齐塞尔正确地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与劳动的关系,他指出,那个时候,外科医生与理发匠没有区别,艺术家与刷墙工和裱糊匠没有区别,科学家与石匠和钟表匠没有区别。后来名震欧美世界的“共济会”,起初也不过是下层石匠的行会组织(后来美国多名总统都是“共济会”成员),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统统为大学里的“人文学者”所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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