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个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空洞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我称之为“碎片化”的现象。也就是说，过去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趋于消解，大家的研究都在自己个别的微观领域来进行。今天中国的史学界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恰恰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势。在微观领域有很多突破，但是宏观背景却一片模糊。好比说，各自提供了一棵棵很好的树，甚至是一片很好的树叶，但对于那片森林，认识却是非常模糊的。每位学者都在自己的局部下棋，缺乏大局感和全局感。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一被认为是过于宏观和空疏的大问题，需要再次提出来引起我们的思考。任何一个微观的研究，都要借助某种宏观的知识背景，即使不研究宏观问题，也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于某一个或几个理论预设或者框架背景；而任何一个微观领域的研究，其真实的意义也只能放在宏观的知识背景里面才能获得理解。
中国研究的四种模式
关于“什么是现代中国”，过去存在着四种不同模式的理解。第一个模式首先是费正清提出来的冲击—反应论，把现代中国理解为由西方的冲击而产生的回应。第二个是列文森的传统与现代模式，这个模式到今天还有巨大的影响，甚至某种意义上在大陆史学界还是主流，把现代中国看成是怎么克服传统、走向普遍的现代性的历史过程。第三种模式，柯文把它概括为帝国主义论，在中国史学界过去更多地体现为革命高潮论，把现代中国的历史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革命，最后取得胜利的历史。第四个可以称之为中国中心观，这是柯文最早提出来的，试图跳出欧洲中心论的框架，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出发来理解现代中国；在日本和韩国，不少学者也试图超越西方的视野，提出东亚现代性，认为东亚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同欧洲完全不一样，有自身的脉络和历史渊源。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不是1840年以后的事，而是从宋代以后就有一个缓慢的、自身演变的过程。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史学界也出现了中国（历史）特殊论的观点，而且开始逐渐变得主流。
虽然现在许多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拒绝谈宏观问题，但谈也好，不谈也好，它总是在那里，只是你不自觉而已。所以，我认为对“何谓现代中国”需要反思，从而获得一个“背景性的自觉”，以便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微观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对已有的四种模式进行反思。对现代中国的阐述，不是重新开天辟地另搞一套，而是从原有的四种模式再出发，再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