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甘地相比，曼德拉受到的迫害要更为严酷，他身陷囹圄28年，几乎等于甘地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的全部时间。而他在和解进程开始后所处的位置则比甘地更为有利。然而28年牢狱之苦和胜利者的位置却没有丝毫损害他的冷静与宽容。甘地自始至终是个非暴力主义者，而曼德拉作为非国大武装斗争战略的提出者和“民族之矛”的首任司令，不是在失败的时候而是在胜利前夜提出反思并改奉非暴力原则，这无疑需要极大的理智与自我审视的勇气。可以说，“见坏不上，见好不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人性弱点，前者有利于专制，后者导致以暴易暴的可能。人们往往不敢反抗那只准拥护的政府，而同时又不愿拥护那可以反对的政府。这种“该激进时保守，该保守时激进”的毛病是一种跨文化的政治畸形病。而能够有“见坏就上”的勇气，或者有“见好就收”的宽容，都是难得的，同时具有这二种性格的的人，就更不是任何民族都可遇的，而曼德拉最可贵的，正是这种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既敢反抗一个只准拥护的当局，又能宽容一个可以反对的对手的这样一种精神。今日的南非，能够阻止复仇主义灾难、恢复理性、妥协与和解精神的，可以说只有曼德拉。当然图图、德克勒克等人也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当哈尼遇害后在电视上出面呼吁人民保持理智与冷静的，不是德克勒克而是曼德拉；谴责自己一派中的恐怖主义者并支持警方予以处置的，是曼德拉；表示尊重反对派并声称“如果非国大领导的政府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你们可以推翻她”的，是曼德拉。正是曼德拉，在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组织在过去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犯过侵犯人权的过失，并主持非国大成立调查委员会，公布本组织在国外集中营建犯人权的行为的报告。事实证明，这种坦诚的态度不仅无损于、而且大大提高了非国大的声望。
曼德拉作为政治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难得的。民主进程的这几年恰逢南非历史上最长的经济不景气，国家在经济困难的谷底徘徊，老百姓怨声载道。作为反对派的非国大完全可以全力攻击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取得政治效果，更何况非国大传统经济纲领本来就是不以市场经济为然的。但曼德拉在审视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后认定了市场经济是方向，因而除了抨击现存经济制度中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的内容外，对政府的市场经济方针没有作更多的批评，反而一再表示要继续这一基本方针，留用现政府全套经济班子并对其工作予以肯定，同时放弃了非国大经济纲领中不切实际的内容。这种负责的态度，是他高于一般“政客”的可贵之处。
总之，南非的危机期待着“奇迹”，而“奇迹”产生于和解，像曼德拉、德克勒克那样具有理智与和解精神的政治家，有之诚幸莫大焉。
然而问题当然没有到此为止。前面说过，人民相信政治家，政治家表现出理智，是南非得以化险为夷之要。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君固材矣，奈国人之不信何？”
那么国人凭什么相信他们，而不是相信一些哗众取宠的乱世英雄？像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情形一样？可见其中又非仅理智而已。应不应和解是一回事，能不能和解又是另一回事，南非的启示于此值得玩味之处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