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见如故”，无疑是形容柯先生这番感慨的最恰当不过的一个词了。
彼时的柯灵刚刚34岁，风流才子正当年，见了张爱玲这样清新尊贵的奇女子，有没有一点仰慕之心，不得而知——若是全然没有，也好像不大合乎人情的。且也不好解释他为什么那般厌恶胡兰成为人，却又把他所写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也都孜孜地找来读了——要知道，从前那在国内可是“禁书”，想要找来读，可是要大费一番周章的。他后来在《遥寄张爱玲》中说：“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同时也是鲁迅、巴金、钱钟书的热心读者，且和傅雷更是数十年的挚交，他可没有在悼念文章中这样地写过他们。
张爱玲先后在《万象》上发表了小说《心经》、《琉璃瓦》、《连环套》（未完成），散文《到底是上海人》，都是由柯灵经手。
1943年底，她编了一出戏《走！走到楼上去！》，也是先拿给柯灵看，请他提意见。柯灵觉得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她十分感激，一次一次地改；
后来，《万象》老板平襟亚想要出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她又是向柯灵询问意见：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彝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雨避风。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周振甫、顾均正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的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