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静和母亲、姐姐、姑姑的来往都很疏落，又生性木然，对许多事的记忆不是从别处（比如表哥）听来的，就是从张爱玲的文章里理清的思路，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早已记不清，很多时间与事件都很含糊。
因他提及黄逸梵1939年去新加坡，后文接着便是1946年回国，使我一直错以为这期间张爱玲与母亲是不可能见面的。然而1984年8月3日香港《明报》刊出《倾城之恋》上片特辑，张爱玲写在《倾城之恋》公映前夕的一封短信表明，黄逸梵是从香港去的新加坡，而不是自上海出发；是珍珠港那年也即1941年出国，而不是张子静说的1937年——
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还是远东的里维拉，尤其因为法国的里维拉正在二次大战中。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我母亲，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结伴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后，我每隔十天半月远道步行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船到上海。他们俩本人予我的印象并不深。写《倾城之恋》的动机——至少大致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因为他们是熟人之间受港战影响最大的。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大厅像地毯挂着扑打灰尘，“拍拍打打”，至少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快感与满足，虽然有许多情节已经早忘了。这些年了，还有人喜爱这篇小说，我实在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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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张爱玲的文字来形容张爱玲的文风，最好的比喻莫过于“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华美的袍”，而且是真丝的华袍，她的文字就有这样的柔美，切肤之感；
“爬满了蚤子”，这是她笔下的人生，琐屑的真实的烦恼，同样有切肤之痛。
没有一句话比这更能贴切地表现出张爱玲作品的风格与意境的了。她是一个坐在水晶球里看未来的预言者，总是在文章里一再地预言。天才在本家不被发现，而她的预言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常常被忽略，要隔多少年，后人读起，才觉惊心动魄，感慨莫及。
这一句预言，她写在自己的参赛作品《我的天才梦》里：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