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件事我看到了人性的一面，也是为什么我在梅林大火结束了之后，还可以站起来。一直到现在，每年的清明节我还是会到金宝山——他们当时一致决定安放家人的地方——去给他们上一柱香。
许戈辉：刑事官司一直打了4年？
高金素梅：对，最后我是无罪开释。但是心里的难过是过不去的，那时候我就回了老家，自己一直关在房间里都不见人，每天就是吃饭、散步、看书、睡觉，整个人非常消极，到最后人都只剩下35公斤。后来我觉得这样子不行，必须要振作起来。那时候刚好华视开拍《哑巴与新娘》，我也觉得应该重新工作，就加入进去了。结果拍了不久就查出自己罹患了肝癌。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冷静，并没有慌张，到书店买了非常多关于肝癌的书籍。因为我总觉得，要深入了解才能够清楚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肝癌是所有癌症里死亡率最高的，因为肝脏没有神经，你没有感觉，是不痛的。等你有感觉，发生了一些身体上的症状比如黄疸、肚子涨水的时候，都已经是末期了，已经没办法了。
而我何其幸运。就因为它长的地方靠近我的胃，所以它长大了之后，压到我的胃神经，让我的胃有点感觉。我就总觉得胃不舒服，因此才发现是肝癌。而且它长的地方又可以开刀。所以当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存活率应该有一半之后，我开始思考，好了之后还可以做些什么事。
当医生告诉高金素梅，她体内的肿瘤可能是恶性的时候，她“先是脑子一片空白、全身发软，无言以对”。姐姐躲到医院的角落里哭了很久，而这时她却冷静下来，反而坦然地告诉姐姐，要直面病情，自己决定未来的日子怎么办。
在经过详细的了解后，她决定尽早手术。手术前一刻，她认真地看着家人们的容颜，一面是恋恋不舍，有点“约定来生再见”的意思，一面也是给自己鼓劲；她想，就当以前的自己已经死了，之后的生命都是捡到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吧。
许戈辉：你也写过遗书？
高金素梅：写过，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我交代我要怎么办后事，有一些东西要怎么处理。
许戈辉：你写遗书的时候，觉得此生最无憾的是什么，最放不下的又是什么？
高金素梅：我最放心不下的当然是我的家人，因为一直以来，我很早就开始负担我所有家人的家计，所以我如果离开的话，自然而然的，家里尤其是爸爸应该就没人照顾了。而且我的兄弟姐妹收入都不是很好，很早开始就是我在负担整个家庭，所以我如果离开的话，最不放心的就是他们要自己去求生存了。
而我觉得比较无憾的就是，我的人生很精彩。我从念高中起就自己打工、赚学费，然后进入演艺圈18年，拍了这么多的连续剧，拍了李安很好的戏《喜宴》；感情经历也很丰富。其实我的人生比一般的人，比我其他的同学、朋友要精彩很多。
许戈辉：在接连经历了两个人生的低潮以后，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要从政，要替自己的原住民族群说话？
高金素梅：我其实不喜欢从政，也不喜欢人家叫我政治人物，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从事“立法委员”的工作，只是我的一个手段，一个替我的族人争取应有的权益的很重要的途径而已。
在我肝癌手术完了之后，我就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看到了台湾最大的一次地震“9.21”。当我从媒体的画面——就像看到这次汶川地震一样——看到灾区的人那么无助，外界人给了那么多的关心、关怀跟爱的时候，我觉得人性的力量特别大，所以我当时就带着非常多的人，像红十字会，还有一些佛教团体、义工团体，进入原住民的部落，协助他们重建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