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素梅: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 4

因为这件事我看到了人性的一面,也是为什么我在梅林大火结束了之后,还可以站起来。一直到现在,每年的清明节我还是会到金宝山——他们当时一致决定安放家人的地方——去给他们上一柱香。

 许戈辉:刑事官司一直打了4年?

高金素梅:对,最后我是无罪开释。但是心里的难过是过不去的,那时候我就回了老家,自己一直关在房间里都不见人,每天就是吃饭、散步、看书、睡觉,整个人非常消极,到最后人都只剩下35公斤。后来我觉得这样子不行,必须要振作起来。那时候刚好华视开拍《哑巴与新娘》,我也觉得应该重新工作,就加入进去了。结果拍了不久就查出自己罹患了肝癌。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冷静,并没有慌张,到书店买了非常多关于肝癌的书籍。因为我总觉得,要深入了解才能够清楚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肝癌是所有癌症里死亡率最高的,因为肝脏没有神经,你没有感觉,是不痛的。等你有感觉,发生了一些身体上的症状比如黄疸、肚子涨水的时候,都已经是末期了,已经没办法了。

而我何其幸运。就因为它长的地方靠近我的胃,所以它长大了之后,压到我的胃神经,让我的胃有点感觉。我就总觉得胃不舒服,因此才发现是肝癌。而且它长的地方又可以开刀。所以当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存活率应该有一半之后,我开始思考,好了之后还可以做些什么事。

 当医生告诉高金素梅,她体内的肿瘤可能是恶性的时候,她“先是脑子一片空白、全身发软,无言以对”。姐姐躲到医院的角落里哭了很久,而这时她却冷静下来,反而坦然地告诉姐姐,要直面病情,自己决定未来的日子怎么办。

在经过详细的了解后,她决定尽早手术。手术前一刻,她认真地看着家人们的容颜,一面是恋恋不舍,有点“约定来生再见”的意思,一面也是给自己鼓劲;她想,就当以前的自己已经死了,之后的生命都是捡到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吧。

许戈辉:你也写过遗书?

高金素梅:写过,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我交代我要怎么办后事,有一些东西要怎么处理。

 许戈辉:你写遗书的时候,觉得此生最无憾的是什么,最放不下的又是什么?

高金素梅:我最放心不下的当然是我的家人,因为一直以来,我很早就开始负担我所有家人的家计,所以我如果离开的话,自然而然的,家里尤其是爸爸应该就没人照顾了。而且我的兄弟姐妹收入都不是很好,很早开始就是我在负担整个家庭,所以我如果离开的话,最不放心的就是他们要自己去求生存了。

而我觉得比较无憾的就是,我的人生很精彩。我从念高中起就自己打工、赚学费,然后进入演艺圈18年,拍了这么多的连续剧,拍了李安很好的戏《喜宴》;感情经历也很丰富。其实我的人生比一般的人,比我其他的同学、朋友要精彩很多。

许戈辉:在接连经历了两个人生的低潮以后,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要从政,要替自己的原住民族群说话?

高金素梅:我其实不喜欢从政,也不喜欢人家叫我政治人物,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从事“立法委员”的工作,只是我的一个手段,一个替我的族人争取应有的权益的很重要的途径而已。

在我肝癌手术完了之后,我就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看到了台湾最大的一次地震“9.21”。当我从媒体的画面——就像看到这次汶川地震一样——看到灾区的人那么无助,外界人给了那么多的关心、关怀跟爱的时候,我觉得人性的力量特别大,所以我当时就带着非常多的人,像红十字会,还有一些佛教团体、义工团体,进入原住民的部落,协助他们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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