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很注重孩子的教育，每走到一处，他都想办法让子女去最好的学校就读。
到重庆时白先勇入读西温泉小学，那是很多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子女读书的地方。少年时的白先勇活泼好动，很快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一起去河里游泳、去竹林里纳凉，也一起接受“蒋委员长”的视察和训话。他仍记得自己的战战兢兢和“蒋委员长”的黑披风、白手套。
对那时候的白先勇来说，读书或战事，都还没成为心上的压力。
直到因肺病而辍学几年后再入学校，他才感到了许多的不适应，也在父母每月对月考成绩单的查看中逐渐明白了成绩与“家庭地位”的关系。他开始发奋读书。
良好的成绩也让他有了阅读闲书的余地。在因病被隔离的时间里他开始阅读各种书籍，此时更经常光顾租书摊，看张恨水、巴金，也看鲁迅。少年的他还看不懂政治，只在书里看到爱恨的缠绵和“阿Q的好玩”，这都成了他后来写作的营养。
当然他也知道，这些书是要偷藏着看的——父亲让读的，还是四书五经和前后《出师表》。
许戈辉：能稍微讲一讲您母亲吗？
白先勇：我母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非常豁达、非常勇敢，而且非常有同情心，能对别人雪中送炭的人。
许戈辉：但是家里有十个孩子，妈妈哪顾得过来？你们会不会经常感到被冷落了？
白先勇：有，所以有母爱争夺战。
我算蛮幸运的，父母对我都还算器重，虽然我不是母亲最爱的，也不是父亲最爱的，可是他们俩都很爱我。但是其他孩子有的是妈妈党，有的是爸爸党，分成两派了；有时候父亲比较偏爱这一边，母亲比较偏爱另一些，总有这种情况的。
许戈辉：父亲、母亲都很爱你，那童年应该蛮温暖、蛮愉快的？
白先勇：应该是如此的。可是我童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我得了肺病。为此我休了快五年的学，而且是隔离，因为肺病会传染。
许戈辉：对一个小孩子来讲，那段时间一定非常孤独。
白先勇：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失去童年了。
当时我的病挺严重的，开始是养病，躺在床上面；后来我就胡思乱想，这让我想象力特别丰富。
颠沛和寂寞，也许是白先勇少年时的两个关键词。
因为被祖母传染了肺结核，在重庆的时候，他被隔离在自家宅院后的一间山坡小屋里。一下子没有了同学、朋友的喧闹，唯有两个佣人的照料和父母间或的探看，他觉得格外寂寞。他会偷偷掀开窗帘，看着自家花园里正热闹举办着的宴会，觉得自己仿佛已被遗弃。
慢慢地，他习惯了这样的孤独。迁到上海后，他被“囚禁”在虹桥的一座洋房里，三年间都没有真正的访客，每日独与金鱼、小狗为伴，或埋首于阅读、想象。1946年12月，他被母亲带着去参加了宋美龄举办的一次圣诞派对，便是那时节格外的惊喜了。
直到他终究养好了病，重返校园入读南洋模范小学，才重新回到人世间的繁华。
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少年白先勇被“大世界”的哈哈镜里自己的身影逗得大笑，一面又仰头看当时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惊叹着“帽子都会掉落尘埃”。百货商场在他眼里闪闪发亮，自动扶梯又载着他“冉冉往空中升去”，让他兴奋不已。
斑斓之外，还有铺了两寸厚的红绒地毯，“装饰典雅、小巧玲珑”的影院，他在那里看“洋派”的好莱坞电影。又有梅兰芳演出的《游园惊梦》，曲调缤纷缠绵，让他难以忘怀。大街上的空气中飘荡着周璇的歌声，灯光闪烁、车水马龙，一样一样都被他在记忆里存档。
他看到了旧上海无上繁华的最后一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