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清晨，北平正阳门车站月台上，黄华就是搭乘刘晓一行及南下工作队的专列离开北京去南方的。多年后，他曾经回忆说，在难忘的1949年，那时候自己刚三十来岁，人生的命运变化得特别快。
这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他从中央外事小组奉调到天津市军管会担任外事处主任。4月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之前，在酝酿期间，他被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看中了。他有从事青年工作运动的一段难得的经历：他在30年代中期于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就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骨干，1936年入党后，担任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到了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做组织工作，从1938年起，历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长江局青年委员会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1940年还担任过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1940年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后来又担任叶剑英的秘书。任弼时觉得这是块青年工作的好料子，可培养做团中央的主要负责干部。于是，就确定他作为代表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并提名选他为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开会期间，任弼时还专门找他谈了话，说：现在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团结全国青年，把他们组织成一支生力军，迎接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任弼时还说，组织要调他到团中央工作。他表示了服从组织分配。使他焦虑关心的是，那天开幕式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时，因高血压病复发，病倒在讲台上，后来由大会秘书长荣高棠代替他读完报告。
青年团大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有来自解放军和解放区的英雄和模范，也有来自敌后的党、团工作者和进步青年，还有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青年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4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还在香山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
那天，周恩来见到了黄华，就找他谈话。周恩来对他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中央要让你去南京组建军管会外事处，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他对周恩来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并说明了日前弼时同志要他到团中央工作的情况。周恩来说：“好的，弼时那里，我会去跟他商量的。”
就这样，他不是去北平，而是奉中央派遣跟南下工作队去南京了。
在南京，他又将见到当年学生时代的老校长了。1946年初，他刚到北平在军调部工作时，也曾和尚未出任大使的老校长见过面。但他考虑着这次“师生见面”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老校长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一所传授知识的大学，而自己也不仅是来自冀南靠近豫北那个叫做磁县的穷地方的学生，他代表的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他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南下工作队所乘的火车要经天津再往南开，在那个年代里，他的这种调动也是像军事行动一样，他在停车的短暂时间里，就以最快的速度去住处取来了行李。他的调动，这在现在的青年人恐怕很难想象了。
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用这样的文字作了记述：
……我在天津东站下车，利用停车时间，回外事处匆促取来行李，再由西站上火车南下。因火车不能直达南京，先赴合肥，再由合肥换汽车到达南京。
专列驶至淮河，铁路桥因被炸坏了而受阻，桥正在抢修。这个专列是当时唯一的一列专车，不能久等，因为专车还要赶回北平，林彪等人等着用车。于是，大家都下车，改乘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