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3)

4月24日清晨,北平正阳门车站月台上,黄华就是搭乘刘晓一行及南下工作队的专列离开北京去南方的。多年后,他曾经回忆说,在难忘的1949年,那时候自己刚三十来岁,人生的命运变化得特别快。

这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他从中央外事小组奉调到天津市军管会担任外事处主任。4月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之前,在酝酿期间,他被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看中了。他有从事青年工作运动的一段难得的经历:他在30年代中期于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就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骨干,1936年入党后,担任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到了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做组织工作,从1938年起,历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长江局青年委员会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1940年还担任过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1940年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后来又担任叶剑英的秘书。任弼时觉得这是块青年工作的好料子,可培养做团中央的主要负责干部。于是,就确定他作为代表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并提名选他为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开会期间,任弼时还专门找他谈了话,说:现在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团结全国青年,把他们组织成一支生力军,迎接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任弼时还说,组织要调他到团中央工作。他表示了服从组织分配。使他焦虑关心的是,那天开幕式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时,因高血压病复发,病倒在讲台上,后来由大会秘书长荣高棠代替他读完报告。

青年团大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有来自解放军和解放区的英雄和模范,也有来自敌后的党、团工作者和进步青年,还有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青年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4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还在香山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

那天,周恩来见到了黄华,就找他谈话。周恩来对他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中央要让你去南京组建军管会外事处,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他对周恩来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并说明了日前弼时同志要他到团中央工作的情况。周恩来说:“好的,弼时那里,我会去跟他商量的。”

就这样,他不是去北平,而是奉中央派遣跟南下工作队去南京了。

在南京,他又将见到当年学生时代的老校长了。1946年初,他刚到北平在军调部工作时,也曾和尚未出任大使的老校长见过面。但他考虑着这次“师生见面”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老校长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一所传授知识的大学,而自己也不仅是来自冀南靠近豫北那个叫做磁县的穷地方的学生,他代表的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他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南下工作队所乘的火车要经天津再往南开,在那个年代里,他的这种调动也是像军事行动一样,他在停车的短暂时间里,就以最快的速度去住处取来了行李。他的调动,这在现在的青年人恐怕很难想象了。

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用这样的文字作了记述:

……我在天津东站下车,利用停车时间,回外事处匆促取来行李,再由西站上火车南下。因火车不能直达南京,先赴合肥,再由合肥换汽车到达南京。

专列驶至淮河,铁路桥因被炸坏了而受阻,桥正在抢修。这个专列是当时唯一的一列专车,不能久等,因为专车还要赶回北平,林彪等人等着用车。于是,大家都下车,改乘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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