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这个就更难了。现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始了新一波的反腐败浪潮，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反腐败本来就很难了，但腐败还只是非法的权力滥用，而特权是合法的权力滥用，因为特权是法规承认的，因而可说是合法的。而反腐败要深入，最后肯定会触及特权。实际上从一开头就触及了，比如说过去领导一出门就要封路，现在不封路了。这个碰的是什么？这个碰的不是腐败，碰的是特权。当然，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总之，一个反腐败，一个反特权，后者可谓更难。这两件事真做到了，政治改革就完成一多半了。
我们原来的财政分配体制是向特权倾斜的。举个办公楼的例子，最近有的地方把办公楼搞得富丽堂皇，比人民大会堂还气派。这不是个案，全国的办公楼都膨胀，这就涉及权力的滥用。我曾经去过日本众议院议员办公楼（日本众议院议员不是我们的人大代表，首先人少，只有几百人，更重要的是谁在议会里面占多数谁就能组成政府，所以议员是真正的权力精英，他们的众议院议员至少相当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他们的办公室，每个议员一间房，当中挂一个布帘隔一下，秘书坐外面，他坐里面。我还上了一趟洗手间，厕所很小，不太方便。反观之下，我们的财政资源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权贵安排的休息、疗养、出游的地方，再到各种高档消费和各类礼品的馈赠，这些就是三公消费中公开和隐蔽的地方，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另外巨大的一块，则是维稳和花钱买平安的财政开支，花费的随意荒唐和支出的天文数字，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所以，反腐败的深入必然要碰到对特权的限制，包括对人均办公面积的限制，更不用说办公以外大量的设施、安排等支出。我曾经应邀去参加过美国国务院开的会。美国国务院自己是没有地方招待的，找一个公关公司安排全部议程，客人来了安排在商业化的宾馆里面，会议都是在外面开，而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自己限制对外的内部设施。
所以，真正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我看来是这三大问题。首先要突破的，我认为是第一个土地财政问题，因为它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且它的收益很明显。我们现在想要经济增长，想要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倒地财政的问题，否则就不能前进，其他的问题只能是循序渐进。所以财政体制的真正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的钱是不是少了一点。我想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也都是转移支付的，中央财政占大头，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值得在这上面耗费脑筋。关于财政问题我就简略地说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