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一天，凯莉与萨曼莎见面，萨曼莎对她诉说许多对治疗的担心与复杂情绪，凯莉原本还想以“一贯的乐观”来安慰萨曼莎，告诉她情况没那么糟，一切都会好转的。但萨曼莎握住她的手说：“请让我说，我根本没有机会可以说出我这些不好的感觉……我真的需要说……”
凯莉一听，不再执著于“一贯的乐观”。她知道萨曼莎的感觉是真实的，她知道萨曼莎需要有机会表达那些痛苦难受的感觉，于是她终于忍住想要说那些看似乐观的安慰话的冲动，因为她知道说那些话是她自己的需要，不是萨曼莎的需要。萨曼莎需要的是有人愿意听她说那些独特又难受的经历，她需要这样的理解与感同身受，于是她对萨曼莎说：“好，我听你说。”
这一段剧情，让我感触良多，除了一方面体会到无论东西方世界，面对死亡的态度都是难以直视与面对之外，另一方面我也想起过去在临床工作时，常常听见医护人员、陪伴照顾者、志愿服务者表现“一贯的乐观”来安慰临终病人、重症病人：一切都不糟，只要不想太多，一切都会好转。
那是种诡谲的气氛与画面：病人的真实声音其实没人听见，而旁边劝慰者的安慰听起来像是“独自对白”，只是自顾自地安慰，却不关注病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在什么样的情绪中、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
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我接到转介去关心一位“沉默”的女病人，她表现出来的样子让很多人觉得难受，因为她并不像其他病人一样易于建立关系。她不太说话，即使是有人主动跟她说话，她也不应答什么。有时，她的眼神甚至停留在自己的视线里，连给来关心的人、安慰的人、照顾的人一个注意力都没有。许多人关心她、照顾她的感觉都是受挫的，越受挫，责怪病人的声音就越大。开始有人批评她是个不知福不知足的人，是个骄傲的人，是个自以为是的人，是个难取悦的人……各种评论观点全都出现，似乎是希望借着分析、评论，转移自己觉得无能为力的僵局与不好的感受。
某一天，我到她的房间，问她我是不是可以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稍微陪陪她。她点头。但过程里我们没有说什么，我只是单纯想陪她，至于她想以什么姿态、方式来呈现她自己，我不仅尊重也乐见如此。我一直有个感觉与想法：病人的世界，若没有他的邀请，我们不能粗暴地侵入；如果他还没邀请我，也表示，他还不够信任与理解我。这绝对是合理的。没有人规定，当一个人成为病人角色，躺在病床时，他就有“义务”让任何想探他隐私的人进入他的世界，也没有人有权规定病人有“义务”要因应别人的期待与要求，扮演一个体贴、友善、热情的人，感激别人的付出与关心。
我也认为当一个病人不用花心力去伪装自己真实感觉与真实面貌的时候，我们其实才算是和他真实地接触与认识。
话说回来，当我坐在她身旁时，她眼神望着天花板，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像是在想事情，眉头有点微皱。我仍是静静地在一旁。我的安静并非因为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说什么，我的安静是在等一个机会，一个病人邀请我参与的机会。
这时，一位照顾她的护理人员走了进来，看我们没互动、没动静，大概与之前许多人对她的评论产生联想，下意识地认为她又钻在自己的牛角尖里面，不走出来。于是，她扶着床边栏杆说：“阿姨，那么多人关心你，你怎么还是不快乐？你每天都这样不行喔！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你要怎么过就看你怎么选择啦！”
言下之意，似乎隐微劝告病人若一直如此，没有人帮得了她；我也在这种语气里感受到一种强势的语态：高举快乐与乐观才是被允许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