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他的“重大错误”的根源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学习、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他一直都在敷衍应付。他说，他自己的表现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世界观”也一直没有改变。他承认，他干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身为总书记，没有尽到向毛泽东报告的责任，同时也没有理会毛泽东说他的书记处已经成为“独立王国”的警告。他接着说，如果他继续以以往的思想方法、工作态度及政治观点留在书记处，将会损害党和人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林彪学习，因为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最好，而且在贯彻毛泽东思想方面“无人能比”。他总结说：“如果我想改正我的错误，并在以后对党和人民作出贡献，这是唯一的方法。”
邓小平说得如此夸张，一定让所有听到他作这次自我批评的人，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能感觉得出来，他是言不由衷的。事实上，他是故意选用对方批判他的语言，目的就是要表明，他是被迫这样做的。不管如何，这次经历一定令他感到万分痛苦。他不得不作出难堪的政治投降；同时也向那些盼望得到他支持的人宣布，他再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了。他正式否定了自己在过去几年当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同时，他也给了他的敌人在将来攻击时的借口。他也毁掉了他身为总书记的一切权威。
在邓小平（以及刘少奇）作出自我批评后，毛泽东立刻作出一副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告诉与会的各省代表，刘、邓两人过去所犯的错误，并非完全不可原谅。但他同时明白表示，他很不满意他们两人，尤其是邓小平本人对他个人的态度：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
他又说，应该给刘、邓两人一个机会，看看他们是否真的悔改了。即使毛泽东真有此意，但刘、邓两人的一些死对头这时正掌握着大权，他们是永远不会给刘、邓两人这个机会的。
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在11月和12月公开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在公开场合露面，是6年多以后的事情了。在当时，外界根本不知道他们两人的真正遭遇。直到1980年代后，人们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1月至8月，刘、邓两人在理论上都还是自由之人。但是，他们只能躲在中南海的围墙之内，甚至即使躲在中南海内也免不掉受到骚扰。1966年12月，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身边的一些服务人员，在他们家中对他们夫妇举行了一次斗争大会。在街头，红卫兵不断示威声讨他们，官方和红卫兵的报纸更是不停地刊登诋毁他们两人的文章。刘少奇是他们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并被指责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第一号走资派”。在红卫兵的文章中，把邓小平称作“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的报纸则没有这样说。
攻击邓小平和刘少奇的运动由江青、康生、陈伯达与张春桥等人主持。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样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对刘、邓的这场斗争起起落落，完全要看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一场权力斗争的情况而定。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年初爆发，并且在那一整年当中弄得党和军队鸡犬不宁。每当激进派觉得受到威胁—三月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由周恩来主持的党的一次会议上，一批副总理和老元帅们对激进派发动了面对面的严厉抨击；或是当他们觉得可以完全放手攻击敌人时，就像7月间，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时，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