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文艺的活动也很频繁。听所谓演讲的机会，虽不经常，是不少的，大都是临时性的。在北京的或到北京的中外名流来校访问，学校，或学生团体在取得学校的同意下，拉他讲一次或几次。现在印象较深而可供追忆的例子不多了。记得美国有名的人类学家埃德里希卡（Alee Hrdlicka）很早就来清华讲过一次，听众不多，因此我有机会向他提出这样一个天真的问题：“白种人一般身体上的毛多于黄种人，这是不是说明他们比黄种人进化得慢？”相去六七年后，杜威也来讲过，当然是讲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一个姓苏的，据说是个天文与地理学家，“老店新开”，来讲日绕地球的“学说”，想推翻久经肯定了的哥白尼的理论，真是匪夷所思，不知是怎样会被约来的。名画家陈衡恪，陈寅恪先生的哥哥，讲中国画学，酒后开讲，在黑板上写个“黄”字，下面光脱脱的，掉了两点，弄得大家忍俊不禁。
刊物很多。全校性的有《清华学报》，似乎分中、英文两种，算是学术性的，代表师生的学术水平。《清华周刊》，则以议论与报导为主，起过论坛的作用，例如在白话文的问题上，同学们作过较长时期的热烈的争论。各级和不少学生社团，有时候也分别出些自己的刊物。全校性刊物的经费，由学校负担，其他则同学拼凑些印刷费，也要求学校津贴一部分。最浪费而无聊的，是每一级于毕业离校前所编印的一种留念性刊物，通称为Tsinghuapur，附加上毕业的公历年别。例如，我是一九二二年毕业的，前三分之二当然是清华的英文校名，尾巴上的三个字母就莫名其妙了。刊物主要是用英文写的，其中包括在校若干年的全级的大事记，一切属于本级的重要事件的特写，当然都是荣誉的事件了。例如得过什么冠军亚军、受过甚么奖旗奖章之类；也包括个人的传记，刻画着每一个人的才具、兴趣、志愿、癖习，加上编者的“月旦”，照片与插画多得出奇，有现拍的，也有历年保留下来，专供这一朝之用的。印刷用铜版纸，十二开，硬封面，烫上金字，厚厚的一大本，从搜集到出版，历时大半年以上。后来到了美国，轮到又在那里毕业一次，才明白原来这又是美国的玩意儿。在那儿，大学毕业班的留念册更要伟大，是八开本，重十多斤。不过在清华，我所属的一级在这一点上，倒是一个例外，只匆匆地出了一本小册子，而我个人又被摈不在其列，幸免了这一分灾梨祸枣的罪过，这却是有原因的，我在下面另有地方说到。
上面说组织演讲和编写刊物的负责者也有一些是学生自动结合的小团体，这种团体也是不少的，多的有四五十个成员，少的七八个人，大都是班级相近、年龄相仿而所谓志同道合的分子。它们都有章程，章程必有“宗旨”一条，这一条一定会写上“磨砺道德，交换知识、联络感情”十二个大字，一般搞得很认真，吸收新成员很严格，在团体以内做些所谓“律己律人”的工夫。专业性的很少，因为学校当时还不分科系，至多只有理实两途的些微分化而已。其中少数也搞些团体以外的活动，管些校园生活中的“闲事”，推动些改良主义性质的措施，但这种事例是不多的，也是要从一九一九年起才有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