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高等科的教育虽没有标榜什么，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所谓“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道路。一，课程与上课钟点不多。在美国，每学期一般是五门或六门，每周上课十五至十八小时；在清华，当时也不过六七门，二十几个小时；学生有着很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二，自然科学如数、理、化、生物，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又所谓人文科学如文、史、哲等三大类的一些入门课、基础课，虽不是每门必修，总是鼓励学生尽量地多读，每一类选上几门。三，选修课很多，学生可以随意挑，考不及格也无关宏旨，下学期另选一二门，来凑满毕业时所要求的学分总数就行了。这种选修课在某些美国大学里有的已流为“烟斗课”，师生都可以叼着烟斗上课，清华的选修课当时还差一点，没有到此境界。四，鼓励学生跑图书馆，闯书库，乱翻书，说是跌跌撞撞大有好处，学生自己，在准备成为一个“通才”的同时，会撞出个比较专门的名堂来。清华的藏书一直不太少，当时推为国内最现代化的馆屋建成以后，库藏更充实了，环境更引人了，借阅更方便了，于是这种美其名曰涉猎的读书风气更趋于泛滥。五，无目的地与缺乏指导地提倡所谓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一到高年级，很多课上就要求学生多看参考书，搞些小题目，从事写作，长短虽不拘，却要别出心裁，不蹈前人窠臼。以我个人为例，在出国前的一二年，我就曾经乱抓一阵所谓“精神分析派”的书刊，配合上《虞初新志》里支如增所写的《小青传》，在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写缴了一篇《小青的分析》，也算是“历史”，也算是做了“研究”，也算是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方法”。当时任公先生大为称赞，在奖饰的评语中勉励我“成就其一”，不要学他自己那样的“泛滥无归”，即只要泛滥而有归缩，一个人就是“专家”，而此种专家又不碍其为一个“通才”。同时，一个教德文的美国教授认为我在小青这人身上找到了上好的资料，比西洋用来证明这派学说中的同一论点的资料好得多，又向我灌上大量的米汤。任公先生所欣赏的是“方法”，而这个美国教师所赞许的是“资料”，“方法”与“资料”都对了头，岂不是前途无量！所谓“自由教育”的内容与终极，大概言之，就是这一套了。我自己就是这种教育的相当典型的产物，就自己当年的感受多说了几句，我想是可以容许的。
谈到这里，似乎有必要说一说清华当时“创用”的一种课业成绩计分制，称为“Weighted Credit System”，可译为“权衡计分制”。说“创用”，因为，据我所知道，在国内只是清华用这方法；但我又加上引号，因为这方法一定来自美国的某些大学。这计分法主要的内容是把学生成绩分成五等，超、上、中、下、劣（英文符号是E、S、N、I、F）。劣就是不及格，不得补考。在此法实行以前是容许大、小考不及格的学生补考的。更主要的是这五等的评给有着一定的比例，一班一百个学生罢，“中”的当然最多，“上”“下”次之，“超”“劣”最少，各占百分之五；即一次考试，或年终考绩，一班之中，总得有几个幸运的“超”，几个倒霉的“劣”，初不问成绩好的学生真好到甚么程度，和坏的学生真坏到甚么程度。换言之，这种评分法认定成绩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而并无绝对的标准。因此，无论他对一般学生有多大激励的作用，对根柢差而学习能力一时还难以赶上的学生是个打击，无论他如何用功，总归是个“劣”，终于要被淘汰！
当年清华的课业与教师的评分，一般是紧的，中等科的汉文课尽管拖沓，学生也总得在大考时努一把力，免得陷于“劣”等。五等的计算背后当然还得写个分数，在别的学校，一般以六十分为及格，即够得上一个“下”，而清华却要求一个七十分的总平均，才算及格，才够得上升级与毕业出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