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4)

租界当局听说自来水厂和电灯厂的雇员要参加罢工,大起惊慌。后来经过商会和学生代表的调停,这些人才算被劝住没有罢工。各方压力继续了一个多星期,北京政府终于屈服,亲日三官员辞职,全体学生释放。

各地学生既然得到全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不免因这次胜利而骄矜自喜。各学府与政府也从此无有宁日。北京学生获得这次胜利以后,继续煽动群众,攻击政府的腐败以及他们认为束缚青年思想的旧传统。学生们因为得到全国舆情的支持,已经战胜了政府。参加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做的事。学生们因为有较好的组织,比较敢言,比较冲动,顾虑比较少,所以打了头阵,并且因此拨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弦。

亲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以后,大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他先到天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处就在著名的西湖旁边,临湖依山,环境非常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隐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他最后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学代理他的职务。我因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起这副重担,我于是在七月间偕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乘了火车,前赴北京。到了北京大学,初次遇见了当时北大学生,以后任台大校长的傅孟真(斯年),现在台湾任国史馆长的罗志希(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他们约好了好多同学,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出版了一种杂志,叫做《新潮》,向旧思想进攻。我现在写《西潮》,实在自从五四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而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然而五四之起因,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主义之崩溃,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所以毕竟还是与西潮有关。

我到学校以后,学生团体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当时的演说中,有如下一段:

……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见。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地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见?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

暴风雨过去以后,乌云渐散,霁日重现,蔡先生也于九月间重回北大复职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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