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阿克丘宾斯克到了马戈尼托戈尔斯克，那里住着爸爸的亲哥哥。战争前他有一个大家庭，有许多男人，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家里只剩下一群女人了。男人们都去参加战斗了。1941年底，她们收到了两份死亡通知书——伯伯的两个儿子牺牲了……
那个冬天我还记得闹水痘，我们整个学校的学生都病了。还记得一条红裤子……妈妈用票证买到了一块深红色的绒布，她用这块布料给我缝制了一条裤子。孩子们都戏弄我，说我是“穿红裤子的和尚”，我很生气。稍晚，妈妈凭票证又弄到了一双胶皮套鞋，我套到脚上，到处乱跑。我的脚踝被磨破了，因此不得不时常往脚后跟处垫些东西，好让脚后跟高出一些，不至于再磨破了。但是冬天简直冷极了，我的手和脚始终是冰凉的。学校里的取暖炉经常会坏，教室里的地板上都结了冰，我们在课桌间可以溜冰。我们裹着大衣坐在教室里，都戴着手套，只是为了握住笔，把前面的指头处剪掉，好露出手指。我记得，我们不能欺负和戏弄爸爸牺牲了的那些孩子。为此，会受到很严厉的处分。我们还读了很多书。从来没有读过那么多书……反复阅读儿童经典和青年读物，给我们发的是成年人读的书，别的女孩都有些害怕……甚至男孩们也不喜欢，都略过那些描写死亡的页码，而我都读了。
下了很多雪。所有孩子都跑到了大街上，堆起雪人。我却感到很困惑：在战争时期，怎么可以堆雪人、兴高采烈呢。
大人们一直在收听广播，没有广播简直活不下去。我们也是这样。为莫斯科的每次捷报礼炮而欢欣鼓舞，为每一个消息而提心吊胆：前线究竟怎么样了？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游击队员们怎么样了？后来，播放了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保卫战的纪录片，我们十遍二十遍地反复观看。有时甚至一连放映三遍，我们就会跟着看三遍。电影在学校里放映，没有专门的电影放映厅，在走廊里放，我们就坐在地板上看，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我记住了死亡……妈妈为此骂过我。她去找医生咨询，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会对这些不该小孩知道的事物感兴趣，比如死亡之类的问题？如何才能帮助我思考些儿童的事情……
我停止了阅读童话、儿童故事……我从中又发现了什么？我发现，那里面也有许多杀人的事，很多血腥。对于我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1944年末，我看见了第一批德国战俘，他们排着很宽的队伍走过街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人们走近他们，送给他们面包吃。这件事让我非常震惊，我跑到上班的妈妈那里，问她：“为什么我们的人给德国人面包？”妈妈什么也没说，只是哭了。当时，我还看见了第一个穿着德国军装的士兵死尸，他在队伍里走着，走着，就倒下了。队伍停下了片刻，继续向前移动，我们的战士在他身边停了下来。我跑到跟前，我很好奇，想凑近看看死去的人，想到旁边看看。当广播里播放敌人的死伤人数时，我们总是很高兴……可现在……我看见了……那个人就好像睡着了似的……他甚至不是躺着，而是坐着，半坐着，头歪在肩膀上。我不知道，是该憎恨他呢，还是该可怜他呢？这是敌人！我们的敌人！我不记得：他年轻还是年老呢？是很疲惫的样子。因此，我很难仇恨他。我也把这些告诉了妈妈。她听了后，又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