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里拉是美国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史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曾先后在纽约大学政治学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宗教与人文学教授。里拉的几种著作和编著已被译为中文出版，包括成名作《维柯：反现代的创生》《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参与主编的一部文集《以赛亚·伯林的遗产》，以及2007年出版的《夭折的上帝》，这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位思想活跃而独具一格的学者。笔者与其有过一些通信往来，并在2009年5月邀请他访问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演讲。在交谈的过程中，曾问及他个人的学术经历和思想发展脉络，也谈到有关他著作的一些批评与争议，他的许多观察与见解揭示出当代西方思想状况的复杂面向。现将其中一部分交流和对话整理为一篇访谈,收录于此,或许有助于读者理解马克·里拉的写作背景和问题意识。
刘擎：你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已经有几部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我们想更多地了解你的思想生涯。你是如何开始走上学术道路的？
里拉：我的思想生涯开始得较晚。1956年我出生在底特律一个具有新教背景的家庭,在少年时代曾卷入各种宗教团体,通读《圣经》,但并没有涉猎过其他思想性读物，而我父母的教育程度都不高。1978年从密歇根大学毕业之后，我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准备将来在华盛顿找一个公共政策方面的工作，完全没有期望要成为一名从事思想研究的学者。但就在那时，我结识了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贝尔教授将我引领到一个我此前一无所知的思想世界。1980年从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后，我来到纽约，担任新保守主义领袖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所主持的杂志《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的编辑。当时正是新保守主义崛起的年代,但不久我便发现,自己对那种争论远不如对哲学、文学和艺术感兴趣。于是,工作之余我开始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进修学习。我当时实际上是自学,听凭兴趣阅读所有吸引我的著作，并没有任何成为专业学者的计划。就这样过了五年之后，我想要获得一个博士学位。于是重返哈佛大学，在著名学者朱迪思·史克拉（Judith Shklar）和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的指导下研读政治哲学。1990年我以对维柯的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执教九年。1999年，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十年之后回到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刘擎：你的这些学术与思想经历如何塑造了你的政治立场？你早年曾很深地卷入新保守主义的圈子,但对当前的保守主义阵营却持有批评的态度。你自己的政治立场变得令人玩味：在美国的“意识形态谱系”中你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你的立场发生过哪些变化？
里拉：我很难确定“保守派”“自由派”以及“左派”等等这些惯常的政治标签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认为自己站在左派一边,因为我反对越南战争和种族主义。在80年代初，我曾是新保守主义者，因为我认为左派已经抛弃了美国劳动人民的真正关切与利益，并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以及对此予以批判的必要性都视而不见。然而，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改变，而美国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不能将自己混同于新保守主义者们，因为他们——正像福山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已经背叛了所有他们曾经代表的品质：清醒节制、怀疑主义以及对政治行动限度的深刻感知。我从伊拉克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是这场战争的反对者。那么,什么标签适用于我呢？也许,可以称作一个“后堕落论的自由派”(post lapsarian liberal)吧。
刘擎：对维柯的研究是你博士论文的主题。这篇论文曾获得美国政治学学会颁发的“列奥·施特劳斯奖”(授予政治哲学领域中年度最佳博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