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爱有何关联？在柏拉图眼中，两者息息相关。爱者不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却是唯一真挚的爱者，唯有他们懂得爱所盲目追求的事物。爱在我们心里唤起的是对理念之美的潜意识记忆，这一记忆让我们痴狂；正如《会饮篇》209b的优雅行文，我们会被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要寻找伴侣并“诞育在美之中”。节制有度的人会透过知性与理性结为一体，这也是哲学家的目标，而有的人缺乏节制，在肉欲上倾注自己的激情并被尘世束缚。
柏拉图说，因为爱欲不总是导向哲学，所以必须极谨慎地对待它。如果爱欲萌生在一个无节制的人的身上，灵魂就会陷入感官的愉悦，对金钱的爱，醉态以至癫狂。爱欲的力量极为强大，它会超越我们的理性和自然本能，将它们引向自己的目的并成为灵魂的僭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让苏格拉底发问，如果暴政不是一个人被自己最低下的欲望主宰，对人民进行不公正的统治，那么它又是什么？根据柏拉图的界定，爱欲是飘浮于人与神之间的魔力，帮助我们上升，或者将我们的灵魂输送到卑微而痛苦的生活中，并连累他人一起经受磨难。哲学家与僭主，最高尚与最低等的人类，就是通过爱的力量中某种乖戾的伎俩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已不再习惯于这样来思考爱欲了。在我们看来，情欲吸引、思想活动、政治世界都是独立运转的、完全不同的领域，受不同的规则支配。因此，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界中最非同寻常的故事，亦即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之间的爱与友谊。这三位思想家初识于20世纪20年代，不久后即因为对哲学共同的激情而同气相求。但随着他们卷入震动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剧变中去，对哲学的激情就流溢到他们个人生活和政治信念的各个方面。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年轻时的情侣关系已为世人周知，但这并没有太多发人深省之处。真正重要且值得认真反思的是：在思想家的生活与当代暴政的魅惑中，这三个人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热情？
埃廷格将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之间描绘成极为病态的关系，这场恋爱从1924年他们相遇，持续到1975年阿伦特遽然辞世。在她笔下，海德格尔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掠夺者：他引诱了自己天真而不谙世事的年轻学生，又出于自身目的而抛弃她；在她1933年逃离德国时无视她的困境，在战后却又利用她作为犹太思想家的声名来修复自己因纳粹主义而受损的名誉和思想。至于阿伦特，埃廷格认为她是个受辱的受害者，遭受着海德格尔这个男人的轻视和拒绝，却不遗余力地帮助提升海德格尔作为思想家的地位，罔顾他在智识层面上支持希特勒。阿伦特这样做是出于需要父亲形象关爱的深层心理需求，还是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仇恨，抑或是为了迎合一个她误认作天才的骗子？这是一个埃廷格无力回答的问题。于是，她就在未完整阅读信件的基础上列出了这三种假设。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本不负责任的书。
然而丑闻已酿成了，阿伦特的批评者们抓住这一点不放，将这作为她在学术上不值得信任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