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维迎则以《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为题与郎咸平隔空交火：
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肯定是有的。但总体上我的判断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种改革当中获得好处。一个企业的效率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如果在原来国有的条件下生存不下去了，市场份额不断缩小，而卖给民营企业，它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营业额不断增长的话，国家的税收不断增加，你怎么能说国企民营化之后没有效率呢？怎么能说这种改革不对呢？
……
对于大众对郎咸平的“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的定义，张维迎认为迎合某些大众情绪的学者并非真正具备学术良知的学者：
我还想特别强调，学者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的时候，不应该被大众的情绪所左右，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大众的心理情绪，因为那样做是对社会、对国家是很不负责的。一个学者的独立性，不只是指要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还包括你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化的东西。这后一点更难做到，我们知道，历史上不少伟大的学者正是被公众舆论扼杀掉的。学者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要保持平和的心态，而不应该哗众取宠。而且，学者也不应该寻求学术以外的手段去解决学术问题，包括借助媒体、网络。真理是不能用投票的办法决定的，否则也就不需要学者了。一个学者如果只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只为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基本的学术良知。这样的学者在西方学术界是被人所不齿的。而在我们这里，却常常被认为是有“良知”的学者，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也以《学术的边界》为题指出，如果是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的话，研究的方式和论文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在涉及一些具体的被研究对象时，也应谨慎处理，如不使用公司的真名等。从这个意义上来判断，郎咸平的公开演讲似乎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从演讲的题目到内容已经有了强烈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具有很强的和超出学术讨论范畴之外的表述方式。
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如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则不遗余力地为郎咸平摇旗呐喊。
8月28日，“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没有到场，而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悉数到场声援郎咸平。由于势不均力不敌，整个研讨会成为对产权改革以及“主流经济学家”的声讨大会。此外，左大培还发表了一篇近3000字的声明，表明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
我极为痛心地看到，最近几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成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疯狂侵吞。这种侵吞是由各地甚至某些中央机构的政府官员批准甚至授意的，因而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某些卑鄙的所谓“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热衷于既谋得高官又迅速致富的无耻之尤，更是为虎作伥，不仅为这种掠夺人民财产的行为辩护，给它们戴上“改革”的高帽，而且还直接为掠夺者出谋划策，某些掠夺人民财产的“改制文件”就是这些人起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