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宋以来的理学和九流比较看来,却又相去一间了。黄梨洲说:“自阳明出,儒释疆界,邈若山河。”实在儒、释之界,宋已分明;不过儒、释有疆界,便是宋以后未达一间之遗憾。宋以后的理学,有所执着,专讲“生生不灭之机”,只能达到“阿赖耶恒动如瀑流”和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地步;那“真如心”便非理学家所能见。孔子本身并非未尝执着,理学强以为道体如此,真太粗心了!
至于佛法所有奥妙之处,在九流却都有说及,可以并驾齐驱。佛法说“前后际断”;庄子的“无终无始,无几无时;见独而后,能无古今”,可说是同具一义的。佛法讲“无我”,和孔子的“毋我”“克己复礼”,庄子的“无己恶乎得有有”,又相同了。佛家的“唯识唯心说”之“心之外无一物;心有境无;山河大地,皆心所造”,九流中也曾说过;战国儒家公孙尼子说“物皆本乎心”,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便是佛家的立意。佛家大乘断“所知障”,断“理障”;小乘断“烦恼障”,断“事障”。孔子说“我有知乎哉?无知也”;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又说“涤除玄览”;便是断“所知”和“理”障的了。佛法说“不生不灭”;庄子说“无古今而后人于不死不生”;“不死不生”就是“不生不灭”。佛法说“无修无证,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孟子说“望道而未之见”(道原是不可见,见道即非道);庄子说:“斯身非吾有也,胡得有乎道?”又相同了。照这么看来,“九流”实远出宋、明诸儒之上,和佛法不相出入的。
我们研究哲学,从宋人入手,却也很好,因为晋人空谈之病,宋人所无,不过不要拘守宋学,才有高深的希望。至于直接研究佛法,容易流入猖狂。古来专讲佛而不讲儒学的,多不足取;如王维降安禄山,张商英和蔡京辈往来,都是可耻的。因为研究佛法的居士,只有五戒,在印度社会情形简单,或可维持;中国社会情形复杂,便不能维持了。历来研究儒家兼讲佛法的,如李习之(李翱)、赵大州口不讳佛,言行都有可观。可见研究佛法,非有儒学为之助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