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派别(4)

东汉学者迷信渐除,而哲理方面的发现仍是很少。儒家在此时渐出,王符《潜夫论》、王充《论衡》,可称为卓异的著述。王符专讲政治,和哲理无关。王充(也有归入杂家的)在《论衡》中几于无迷不破,《龙虚》《雷虚》《福虚》等篇,真是独具只眼。他的思想锐敏已极,但未免过分,《问孔》《刺孟》等篇,有些过当之处。他又因才高不遇,命运一端,总看不破,也是遗恨。王充破迷信高出扬雄之上,扬雄新见解也出王充之上,这两人在两汉是前后辉映的。

汉人通经致用,最为曹操所不欢喜;他用移风易俗的方法,把学者都赶到吟咏一途;因此三国的诗歌,很有声色。这是曹操手段高出秦始皇处。

魏晋两朝,变乱很多,大家都感着痛苦,厌世主义因此产生。当时儒家迂腐为人所厌,魏文帝辈又欢喜援引尧舜,竟要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所以,“竹林七贤”便“非汤武,薄周孔”了。七贤中嵇康、阮籍辈的主张和哲学没有关系,只何晏、王弼的主张含些哲学。何晏说“圣人无情”,王弼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同于人者五情”,这是两个重要的见解。郭象承何晏之说以解《庄子》,他说:“子哭之恸,在孔子也不过人哭亦哭,并非有情的。”据他的见解,圣人竟是木头一般了。佛法中有“大乘”“小乘”,习“小乘”成功,人也就麻木,习“大乘”未达到成佛的地位,依旧有七情的。

自魏晋至六朝,其间佛法入中国,当时治经者极少,远公(晋释慧远)是治经的大师。他非但有功佛法,并且讲《毛诗》、讲《仪礼》极精;后来治经者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佛法入中国,所以为一般人所信仰,是有极大原因:学者对于儒家觉得太浅薄,因此弃儒习老、庄,而老、庄之学,又太无礼法规则,彼此都感受不安;佛法合乎老、庄,又不猖狂,适合脾胃,大家认为非此无可求了。当时《弘明集》治佛法,多取佛法和老、庄相引证;才高的人,都归入此道,猖狂之风渐熄。

历观中国古代,在太平安宁之时,治哲学的极少,等到乱世,才有人研究。隋唐统一天下,讲哲理的只有和尚,并且门户之见很深,和儒家更不相容。唐代读书人极不愿意研究,才高的都出家做和尚去。我们在这一代中,只能在文人中指出三人:一、韩昌黎,二、柳子厚,三、李翱。韩昌黎见道不明,《原道》一篇,对于释、老只有武断的驳斥。柳子厚较韩稍高,他以为天是无知的。李翱(韩昌黎的侄倩)是最有学识的文人,他著《复性篇》说“斋戒其心,未离乎情;知本无所思,则动静皆离”,和禅宗(禅宗为中国佛教宗派,以专修“禅定”而得名)很近了。李后来事药山(唐代名僧),韩后来事大颠(佛教禅宗南派惠能三传弟子,自号大颠和尚);李和药山是意气相投,韩贬潮州以后,意气颓唐,不得已而习佛法的。韩习佛法,外面还不肯直认;和朋友通信,还说佛法外形骸是他所同意的。儒家为自己的体面计,往往讳言韩事大颠,岂不可笑!实在韩自贬潮州以后,人格就堕落,上表请封禅,就是献媚之举,和扬雄献符命有什么区别呢?大颠对于韩请封禅一事,曾说:“疮痍未起,安请封禅!”韩的内幕又被揭穿,所以韩对于大颠从而不敢违。韩对于死生利禄之念,刻刻不忘:登华山大哭、作《送穷文》,是真正的证据。韩、柳、李而外,王维、白居易也信佛,但主张难以考见,因为他们不说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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