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老师说故事，最后总是要来一个“教训”；就连小朋友上台学说故事，也要效法师长，以“这个故事的教训是……”做结；教训来教训去，令人生厌，完全杀掉了听故事的天然愉悦。于是有点文学兴趣的少年总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刻意远离教训，转而注意故事到底应该怎么说。我们不再在乎一个故事的寓意，变得比较留心它的叙事角度、情节结构，以及语调的安排。再简要地说，一个成熟读者首先关心的通常不会是一个故事“讲的是什么”，而是它如何讲出它要讲的东西。
然而，我们还是很难否认幼年那种看故事要看教训的阅读态度的价值。最起码，它教懂了我们什么叫做“寓言”，这种最基本的修辞方法，以及最基本的人类认知范畴。《伊索寓言》和《世说新语》曾是无数人处世之道的启蒙，创世神话则是先民了解宇宙源起和世界秩序的模型。那些故事一方面建立了我们的底线人格，给出至为基础的价值和世界观；同时也让我们学懂了一种有效的沟通方法，懂得用故事、例子等种种寓言修辞去说服、劝诱和传播。
正因为这种“故事加教训”的寓言阅读太过常见，反而令人容易忘记它其实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要不然何以过了这么多年，世上始终只有一部《伊索寓言》？上佳的“故事加教训”不只是把一个已经很完整的教训装进一则同样很完整的故事，有如容器盛载了内容，水瓶存放了水；相反地，那些故事的情节同时也该是个说理的步骤，推动其前进的剧力也应该是某种真相渐次敞示的过程。换句话说，故事不是传递信息的包裹，而是构成一则信息的骨架，甚至是发现和发明某项事实与观点的道具。所以，当我们称赞一位作者很会用故事去“讲道理”的时候，除了是因为他很会打包教训，使其份外悦耳动听、容易消化之外；恐怕更是因为他深明故事的思考之道。他的故事不是可以和教训彻底分离的外壳，而是内在于教训的观察角度及推理程序。由此可见，听故事要听教训，与听故事要看它好不好听，便不是能够截然二分的两回事了。
杨照不只是当今台湾评论界其中一位最博学最富洞察力的健笔，也是整个华文世界里最擅长以故事去讲教训的故事大王。原因简单，不在于他的学识背景，而在于他本是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他懂得用故事去观看社会，以故事去分析政治。那么，在他这部大陆第一本“故事集”《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里头，他到底想说些什么“教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