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种生命观中，生命都是个体，和其他个体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其他个体的问题要由其他个体自己解决，跟“我”这个个体没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每个个体只是族类生命锁链中间的一环。中国人讲生命的延续，但不是个体生命的延续，而是族类生命的延续。他死了，他的生命由子女延续。所以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因为“无后”就不能延续生命了。中国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断子绝孙”，断子绝孙后他的生命就彻底结束了。因此在中国，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而且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父母遗留给他的，他的生命就是父母的遗留。在这种生命观念中，“父债子还”就顺理成章了。
有很多传统观念是深入我们血液中的，永远去掉不了。所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实这两者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会落实到文化上，而不仅仅是落实在经济上。所以文化的继承发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就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我们常讲爱国主义，要爱国，就要认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历史又落实在文化上，因为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认同历史也就是认同这个文化传统。龚自珍研究春秋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感情呢？从这个方面讲，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事关我们国家、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且从文化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近几年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在现代世界，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从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也是这样。中华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知道先秦有诸子百家，这个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相互交流、影响。通过这样的交流，到了汉初一些学派开始壮大了，也有一些开始衰落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介绍了当时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学派的思想，百家变成了六家。这六家经过汉代的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后又有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形成了儒、道两大家。这两家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靠什么？就是靠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一种思想不能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它本身就不可能有发展。后来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了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外来的文化加入，对于当时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儒、道两家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佛教已经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渗透到了中国民间的一些习俗中。一种思想只有落实到生活习俗中去，它的生命力才是强大的，否则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和认识。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为中国原有的精神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强大的，中国弱就弱在物质文化方面，所以要赶上西方只要在物质文明上积极学习和发展就可以了，这就是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