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访问了开普敦大学，发现黑人学生的数量增长还不到80人，可能是因为一部分开放社会奖学金发给了那些已经被录取的学生，也有可能因为一些学生中途退学了。我见到的那部分学生似乎都很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在大学中不受欢迎，受人歧视，被迫接受异族文化，而且他们很难达到开普敦大学的学术标准。我还会见了一些教师，发现他们的思想并没有他们的副校长那么开明。
我决定就此中断这个资助计划，但会继续资助第一批接受援助的学生，直至他们毕业。今天回想起来，我发现当初中断资助计划的决定是个失误。开普敦大学的副校长为黑人学生专门聘请了一位黑人教员，碰巧这位教员是我的朋友赫伯特·维拉卡兹，后来这些黑人学生的学业都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后，要是黑人学生的数量更多些就好了，可是我当时误以为种族隔离制度根深蒂固。后来我还做过其他几个项目，但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根本改变不了种族隔离制度。他们之所以容忍我在南非开展活动，只是为了表明他们是多么宽容大度。因而不是我利用了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而是它利用了我。回想起来，我希望当年更有毅力一些。这段经历给我的教训就是，看似没有胜利希望的战役也是值得去打的。
我随后开展重大事业的地点是我的祖国匈牙利。20世纪80年代早期，匈牙利政府迫切希望能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他们就给我提供了一个机遇，让我将一批匈牙利人带出国，赴纽约大学学习一年。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通过他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匈牙利。
1984年，我同匈牙利政府接洽，希望能在这个国家建立开放社会基金会，令我颇为惊讶的是，居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我同匈牙利政府进行了长期的谈判，有几个匈牙利的异见人士是我的朋友，我在谈判过程中得到了他们的指导。我和匈牙利政府达成了共识：我的基金会必须支持所有的文化活动，而不仅仅是匈牙利异见人士的活动。当时受到严密控制的匈牙利科学院被匈牙利政府指定为我的合作伙伴。
我多次前往匈牙利，挑选了一批值得信赖而又能够为匈牙利政府所接受的人。这批人同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组成了匈牙利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董事会。到这时一切还算顺利，然而，匈牙利当局却决定董事会的一切决定都要通过一个由政法警察控制的秘书处来执行，这明显违反了我们原先达成的协议。于是，我就去见匈牙利共产党主管文化事务的负责人乔治·阿克塞尔。我告诉他我们已经陷入僵局。他说：“希望你离开时不要带着不良情绪。”我回应说：“我不能不生气，毕竟投入了这么大的精力。”当我正要迈出他办公室的门时，他问道：“你们要怎么样才能取得进展呢？”我回答说：“成立一个独立的秘书处。”我们同意秘书处设两个秘书长，一个由匈牙利科学院指派，一个由我们任命。每一份文件只有得到两位秘书长的联合签署才能生效。（我认为，美国为巴基斯坦等国家发放援助时，也应该遵循这个模式。）这就是匈牙利基金会产生的经过。我在纽约还第一次雇用了一个匈牙利侨民作为雇员。纽约后来成了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总部所在地，那时，我的妻子苏珊·韦伯也加入了基金会，成了一名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