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长久的苦难中得出的结论是极端的反抗和极端的抱复，反宗教迫害的人不是要求宗教宽容，而是自己当沙皇把对手置于死地，他们认为只要将社会至高无上的强制力量抓到手里，就可以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意图运用国家权力。
思想者与行动者的分离反映出知识分子的不同审美情趣、不同的价值趋向，不同的目的追求、不同的行为方式、甚至不同的政治选择。是救民济世还是道德完善，是革命颠覆还是思考自身价值体系，好像“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是不可能兼而有之的。从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刺猬”开始，俄国知识界出现了思想和运动的分离，心灵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分离，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分离。刺猬们认为思想是为行动服务的，理论是为行动做准备的，只要拿来能为我所用就可以，不需要完整的理论建构。正如美国工人学者埃里克·霍弗所说的，那些没有创造力或创造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知识分子中最容易产生投身运动的满足感，“马拉、罗伯斯比尔、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都是由无创造力的言辞人变成狂热者的”。[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176页。]
于是，俄国思想史上“60年代反对40年代的斗争”导致了“抗争的知识分子”和“流俗纷争之外的知识分子（或曰精神知识分子）”的分离。无疑“抗争的知识分子”获得成功，但是他们过于“实用主义”，缺乏原则，独立思辨的能力降低，创新理念的“赤贫化”，最终丧失了批判性而沦为新的批判对象，成为新的抗争者的斗争目标。而“精神知识分子”从40年代后就再没有进入过主流，远离现世，因此他们不为这种“轮回”负责，又成为剧变后的精神资源大热起来。
“哲学真理”与“斗争的真理”
俄国有一批这样保持对尘世生活的疏离，对灵魂探索的执着者，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坚持不懈，似乎暗示存在着某种红尘之外的价值，虽然它不是与现实生活毫无关联，但是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结为对现实问题的提供的答案。现世不是空寂虚无，但也不是只凭圣徒“良心的召唤”勇敢挺身而出就可以河清海晏。如果没有人疏离现世，执着于自我心目中的神圣价值，至少尘世生活的这种性质便无人揭示。然而问题在于：如此的疏离是不是过分奢侈？神圣的价值至少不应该远离现实社会。过去俄国知识分子崇尚“只要生命尚喘息，就应该发出呼声”的精神被抛弃了，虽然“难逃宿命，但总应该反抗宿命”的追求也早已成为过去式。于是在尘世中反抗便成为60年代人的使命，平民知识分子都相信神圣价值只存在于尘世生活之中。在他们看来，神圣价值不是一件珍品，需要深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认为人世间最神圣的价值便是反抗，莫过于反抗，因为反抗是对人间宿命的唯一宣告，反抗必定自在人间，正义从来不是上天的恩赐，正义是反抗的产儿，因此服从内心的召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们向青年一代发出的召唤是，“大学生准备战斗！”与在“书籍或上帝那里寻找出路”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同，新生代是典型的“行动者”。他们判定“哲学的特质只在于单一的社会的实践意义”，脱离了“社会实践”世界观的所谓思想辨析和探索精神都是毫无意义的。总之，两类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应该从事的事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绝不仅仅是思考顺序和职业偏差的问题，原因在于对人生意义的最终落脚之处的不同认识。的确，任何国家的知识群体都没有一个简单而又现成的结论可供遵循。
如前所述，俄国的“思想与行动”不能两全的难题由来已久。别尔嘉耶夫解释说：知识分子的真理是哲学的真理，不是斗争的真理，这种真理的追求不具有社会功利目的，这是一种求真的传统。他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对待哲学的态度如同对待其他精神财富的态度，都缺乏较高的文化品位，在此哲学的独立意义被消解了，它只隶属于特定的社会功利目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功利性道德标准的专制统治，崇尚民众及其利益，政治专制施加精神压抑，所有这些导致哲学文化水准低下，进而严重妨碍了知识界中哲学知识和哲学的发展。不仅缺乏哲学知识，而且这种状况控制着我们特定的精神结构和评价方式，致使真实的哲学成为封闭的、难以理解的学说”。
究其原因，并不在于理智的缺陷，而在于意志的选择。这种意志造就出具有“中了魔”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这个群体从“60年代人”到民粹主义世界观、再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德观念中，都一直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融进自己的血肉之躯中。长期以来，献身于哲学创造活动在俄国被认为是缺乏道德的，人们认为诸如此类的活动是对民众及其事业的背叛。别尔嘉耶夫认为，知识界对待哲学的态度包含了民粹主义、功利主义、和禁欲主义等三种成分，在俄国知识阶层的意识和感情中，对分配和平等的需求总是凌驾于对生产和创造的需求之上。“对待哲学的兴趣仅仅局限于要求从哲学上肯定他们的社会情绪和目标，知识分子对马赫理论学说真伪之类的问题毫无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仅仅是这一理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是否能够为无产者谋福利。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形而上学在真理上存在与否，他们并不感兴趣，他们有兴致的仅仅是形而上学是否危机民众利益，是否涣散反抗专制的志气，是否消解无产阶级的热情。” 他们排斥抽象、逻辑严谨的哲学，认为贵族们喜欢谈论的“西欧哲学都抽象艰涩、难于把握，同时又远离现实生活”，只不过是一种“高智商游戏”，沉湎于其中容易导致道德激情的退化，产生“纠缠不休的病态思想”。
从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了迎合青年人需要的“经典哲学家，到“70年代实证主义被拉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变成了‘主观社会学’，这种社会学遂成为俄国知识分子圈内粗浅的哲学”，从实证主义把持思想界以后，俄国知识群体的抽象思维水平大大降低，再到列宁主义哲学的建立，这种“三段式”进化模式，使“最杰出的哲学思想却完全被置于一边”，“在任何事情上总是归咎于外部的力量，从而为自身的过失开脱”。在“机械的粗俗的唯物主义”中形成的恺撒王国里，对作为生命力量的独立中心的漠视，……这种只图一时的“现实成功”，总有一天会在这个链条的断裂中“自我毁灭”。这恐怕才是俄国真正的危机所在。
的确，“刺猬”一代的知识分子准备信奉所有哲学，其前提是这种哲学可以肯定他们的社会理想，同时他们会不假思索地拒斥所有最为深邃、蕴含真理的哲学，假如这种哲学对那些传统的情绪和理想是不利的或者是持批判态度的。因此后来的反思者认为“这种对待哲学的态度反映出我们较低的文化品质，粗浅的识别能力、对真理绝对价值的薄弱意识、完全谬误的道德判断，俄国全部历史揭示出我们在独立思辨需求方面的匮乏”。“因为自身的历史地位，俄国知识阶层存在着某种不幸：对平均主义的公正、社会之善和民众利益的崇拜，消解了对真理的崇尚，甚至几乎抹杀了对真理的兴趣。而哲学则是崇尚真理的学说，它首先表现为对真理的崇尚”。
新生代知识阶层不能公正的对待哲学，因为他们对真理本身持有偏见。他们之所以需要真理，其目的是为了将后者变成社会变革、民众利益和人类幸福的工具。”在他们的道德判断中，“如果真理的毁灭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人们的生活因而将更加美满幸福，那么就让真理付出牺牲吧，如果真理妨碍了‘打倒专制制度’的神圣口号，那么就去打倒真理。此外，“在俄国知识分子内心里，渴求世界公正这种神圣感情正在被扭曲，道德激情退化为偏执的情绪，各种形而上学和哲学学说的‘阶级’解释，变为纠缠不休的变态思想。而且这种情绪感染了我们中的大部分‘左派’，把哲学划分成‘无产者’哲学和‘资产者’哲学，划分成‘左派’哲学和‘右派’哲学”。[ 别尔嘉耶夫等：《路标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5-20页。]这种“精神败象”的“赤贫”病灶是有潜伏期的，它的后果并不会马上显现出来，等到它泛滥流行大爆发的时候，这个社会急功近利的痼疾也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