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形容第一等级出身的人，说他们贪婪、怯懦、虚伪、多变、说得多做得少，都是些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他极为尖刻地说道：
“当我们走进社交界时，我们在自己的周围看到许多穿着军礼服、常礼服和燕尾服的人，这些人身高五尺半或六尺，而有些人还要高些，他们之间有的人在两颊、上唇和下颚留着胡须，有的人则刮得干干净净，我们于是以为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些男子汉。这是十足的误解，是光学的错觉、迷茫的幻觉。他们先是成为中年的阳性生物，然后成为老年的阳性生物，然而他们是不会成为一个男子汉的”。[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5..М.,1939-1953гг.с168-189.]
车氏指出，贵族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其他阶层的解放运动，竟然把17世纪才确定下来的“服役份地制”，说成是贵族“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他的反对的目标很明确：“民主主义者在所有的制度中不可调和地仇视的只有一种政治制度——贵族政治”。[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156页。]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这里车氏竟然没有提到反对沙皇专制主义，而这也正是后来普列汉诺夫注意到并且提出批评的。可见在平民知识分子的反对名单排序中，贵族是被列为头号敌人的，而他们对君主专制的态度则相对暧昧。这当然不表示他们同意专制沙皇-官僚制，而且他们也无疑是沙皇政权的反对派。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反对沙皇只是因为后者是贵族的头子。
然而问题在于，沙皇远不仅仅是贵族头子，俄国历史上皇权与贵族的矛盾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重要因素，当这种矛盾突出时，皇权是否能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们的“敌人的敌人即朋友”？车氏本人并未明确这一点，但是他的衣钵传人中后来的确出现了企图依靠沙皇来压制“贵族-自由派”的“警察民粹主义”者，以及融“民主”与“专政”为一炉并成为自由主义的克星的“人民沙皇”，并且由于下述的种种原因，这种“人民沙皇”即使对人民而言也完全可能比“贵族沙皇”更加严酷。
“大批判”文体的开创者：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战风格
车氏极端反感贵族出身的所谓“思想者”，认为此种家庭背景带给他们的不自觉影响，使他们不可能在反体制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即便反抗沙皇制度也是为了把俄国拉到贵族制的轨道上，他认为自己从骨子里就能一眼看穿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所谓“坚定性”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贵族受他们的生活条件所制约，不习惯从事任何伟大而有生命力的事业，因为他的生活过于琐碎而无生气，他们所习惯的一切关系和事情也都是琐碎而无生气的。因为他们胆小，他们束手无策地在一切需要下很大决心并做高尚冒险的事情面前退却，因为生活使他们习惯于平淡无味的琐碎小事”。[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1.М.,1939-1953ггс..97.]他用了大量的言论抨击那些贵族知识分子，说他们胆小如鼠、缺乏远见、目光如豆，懦弱无能和自吹自擂——这就是他在自由主义化的贵族身上看到的突出特点。
要改变人的性格就必须改变影响性格形成的那些条件。“那些名人特别炫耀的‘自由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种种事件暴露了这种自由主义的空虚及其彻底的无用，它只忙着一些抽象的权利，而不顾人民的福利，关于人民的概念他们是陌生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18-19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461页。]而平民知识分子就不同了，他们从小就在屈辱的环境成长，经历了宗教感破灭的痛苦蜕变和生活艰辛的磨炼，他们时刻准备好“进行流血的、无情的革命”。[ Щелькунов.Воспомнания.К молодому поколению.М.,1923.с287-293.]所以“新生代人”要反其道而行之，反其赞成的，赞其反对的。就连沙皇书报检查总局的报告中都说，《现代人》杂志上刊登的是“煽动一个阶层仇恨另一个阶层”的文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18-19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316页。]
这种“阶级仇恨”明显影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风格。在俄国思想史上，车氏不但倡导了一种激进革命的立场，而且开创了一种抛弃“斯文”、无所顾忌、嬉笑怒骂、痛快淋漓的“大批判”式文风，“别林斯基的‘狂暴’仿佛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罗留波夫和他们的追随者将来在文学上的‘狂暴’的典型”。[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546页。]所以“社会主义者”在那个年代特指“有狂热信仰的人，极端的人和具有侵略意义”的人，而社会主义思想是指“思想的思想，它吞没了历史、宗教、哲学”。[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512-513页。]正如赫尔岑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再也不宽恕以前所尊敬的斯拉夫主义者了，现在这些人在他看来已经不是启蒙运动的朋友”，以至于宁可叫他们是“蒙昧主义者”和“丑角们”。[ 参阅《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176页。]车氏决定教训他们一番。普列汉诺夫也指出：由于贵族的斗争精神不强，与现实隔膜、在遇到像车氏这样的奚落高手的时候他们连招架的功夫都没有，只好选择退出。在与贵族思想家争论时，“他仿佛以这种论争作为消遣，可以在论战中轻而易举击退论敌们的攻击。他戏弄他们，就像猫戏弄老鼠一样，他对他们作各种各样的让步，表示准备同意他们的任何一个原理，直到看来似乎已经给与他们以一切胜利的机会以后，他才转入进攻，用三、四个三段式就把他们导向荒谬的地步，然后又开始做新的让步，对同一个原理作新的更有力的解释，接着又重新证明这些原理的荒谬。在文章的结尾，车尔尼雪夫斯基按照自己的惯例把他的论敌教训一顿，使他们感觉到，他们不仅不懂得严格的科学思维方法，而且也不懂得简单常识的最起码要求，他们遇到了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劲敌，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194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贵族知识分子的斗争是毫不留情的，他在文章中从来不放过嘲讽自由派的机会，“不仅对俄国的自由派采取鄙视的态度，对欧洲所有的自由主义表示最不留情的鄙视态度，奥地利、普鲁士和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更受到他的非难”，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对我们来说，没有比自由主义更好的娱乐品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想在什么地方找到些自由主义，拿他们来开开心”。[ 《现代人》1862年3月号。//Соверменник.1862. №3.]
车尔尼雪夫斯基坦诚表示，他对贵族的仇恨来自于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他认为，平民因其在社会底层的摸爬滚打，天然地具有比贵族阶级的道德优越感和革命性，在这种阶层本能中的“阶级觉悟”与“贵族启蒙”中的“无病呻吟”完全不同。应该说，阶级分析的确是探讨“思想发生学”的一种有效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但通常它只能用于群体分析，对于一个具体的辩论对手如果你一上来就谴责其出身不良所以动机必定邪恶，人家就没法跟你正常讨论了。同时，即便是群体分析也只能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有效。即便你正确地指出了某种观点出自某个阶级立场，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就证明了这种观点在事实上错误，在逻辑上混乱，在价值上邪恶。后面的几种指责都是要单独证明的。
所以，连普列汉诺夫都觉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对贵族的仇恨过于非理性。一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这些剥削者的癖性而仇恨他们，而他在政治评论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这种对剥削者的仇恨，”[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100页]作为左派的普列汉诺夫很欣赏车尔尼雪夫斯基骂得痛快。但另一方面，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其实也看出了车氏有点蛮不讲理，有点仗着“立场正确”乱打棍子、扣帽子。车氏对僧侣以上的等级充满仇恨，对僧侣本身及其以下的商人和农民则“怒其不争”，总之他对当时俄国的各个等级都是抱着一种否定的态度，“他的文章的语气越是辛辣，他的嘲笑就越是无情，他也就越是频繁的投入论战，甚至他的朋友也往往指出，他对于热烈的论战有一种特别的、在他们看来甚至是多余的偏好”。[ 《现代人》1856年，4月号。//Соверменник.1856. №4.]而普列汉诺夫则说：“我们从来没有读到过关于俄国自由主义如此辛辣、同时又如此中肯的评述。”[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