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7年的法律规定把僧侣和手工业者列为同等的亚等级。[ Freeze,(ed.),From Supplication : A Documentary Social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这一在神职人员看来有辱身份的“降级”法令遭到正教公会的一致抗议，他们表示拒绝接受这样的政治待遇。僧侣们要求通过法律确认自己的特权等级特征，并像服役人员那样有晋升阶梯，比如教会的大主教应当与元帅平级，相当于《官秩表》上的二级，主教和中将平级，等于三级，依次类推，修道院长相当于少将，司祭相当于中尉，拥有相应的级别就可以和校官以上或者文官8级以上一样，可得到世袭贵族的身份，白神品获得奖励也可以作为跻身贵族的条件，以及同时享有四轮轿车、佩饰和着装上的特权。这些要求当时并没有得到满足。在神职人员不懈地努力下，18世纪末僧侣上层终于表面上取得了与终身贵族相等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上两者的职务薪酬相差很远，仍然无法享受同等待遇，以18世纪70年代为例，9-14级官吏的年薪为100-400卢布，而城市上层僧侣的年收入仅为30-80卢布，乡村上层僧侣更低只有25-40卢布，教堂服务人员则很低，只有10-20卢布。[ ТроицкийС.М. Русский абсолютизм и дворянство в18в.М.,1974.с.257.]僧侣和贵族在俄国所占的人口比例大体差不多，但作为社会力量，前者却是微不足道的。[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卷，129页。]
然而僧侣与其他等级相比还拥有一些法定的特权，从社会地位和政治上来说，这一等级低于贵族，但高于其他阶层。首都的著名神甫生活水平基本相当于贵族，但是外省的僧侣的经济状况就差很多。一般来讲教士的收入靠三部分组成：首先，靠宗教仪式和教民的馈赠，这部分收入没有保障。其次，每个教堂根据当地条件可以允许神职人员拥有一定的土地，这种土地可以继承、可以在主教批准下在教区内买卖，但要缴纳实物和货币地租，拥有土地的教堂服务人员和纳税等级一样要承担所有的赋役，实际上与国家农民状况差不多。1764年以后国家规定，僧侣有权占有土地，但无权占有农奴，100万教会农民被收归国有变成“经济农民”“还俗”后，教堂用地的权限交还村社所有。另外，国家发给无地寺院一定的货币薪酬。总之，从经济上宗教界致富的渠道狭窄，所受的限制较多。
19世纪以后随着货币流通的增大，工业化的发展，各等级的收入相对都有所增多，但僧侣的收入反而下降，不但赶不上贵族，甚至赶不上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由于东正教教义的限制和世俗政权的约束，从1700-1917年这200多年里僧侣一直无权从事任何赚取利润的商业和企业活动，无权占有工厂和其他生产资料，这种限制是僧侣阶层整体贫困的重要原因。这一条非常重要，尤其是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日趋明显的时候，如果僧侣能够经商或办实业的话，这个阶层经济状况便能得到彻底改变。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与打破封闭性参与工商业活动的贵族和分裂派中大批的人从事工商业发了财相比，俄国市场化步伐加快以后，僧侣成为四大等级中最没落的阶层。
就业难题下造就的“叛逆性”
僧侣比贵族晚一些摆脱国家依附者的奴役地位，1764年全体教士被免除了代役租和“主教赋役”。1767年正教公会禁止对祭司进行体罚，1771年这一命令扩展到助祭，1849年僧侣被免除了受训义务，此前该阶层因为肩负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角色，每年要定时集体培训，就相当于军功贵族强迫上军校的技能训练。1876年教堂服务人员及其子女被宗教和世俗法庭免除体罚。19世纪中叶以后国家改变了教会从业人员的“封闭性”，禁止教职继承和家族性，僧侣可以自由还俗，力图把僧侣变成一个自由的职业阶层，为了打破行业近亲繁殖的倾向，开始从其他行业人员中补充“新鲜血液”，模糊原有的等级特征，但因为神职工作繁重、要求专业难度大、政治地位不高、报酬又低，因此世俗阶层的人普遍对从事宗教职业不感兴趣。僧侣阶层等级之没落、职业缺乏吸引力的状况可见一斑。
教会垄断了教育资源，但无法控制就业渠道。农奴制时代俄国读书识字的人不外乎两个阶层：贵族和僧侣，贵族受教育的人数虽多，但仍没有超过僧侣，因为职业要求，长期以来神职人员一直是俄国时代受教育人数比例最高的阶层，贵族因为出征的流动性不会去做神职人员。1857年9岁以上认字的贵族比例是77%，僧侣是72%,1897年这两者的比例分别是86%和89%，[ МироновБ.Н. История в цифрах.Л-1991.с.85.]僧侣已经超过贵族。因为贵族教育都是军事应用型的，他们所受的“欧化”教育和“军事”教育，既不适合俄国传统文化氛围，又有很强的专业性，可以说对本国文化的了解僧侣普遍高于贵族。18世纪以前修道院、宗教学校一直是俄罗斯非贵族文化生活的中心。
受专门的宗教教育成为僧侣的特权，因为俄国对僧侣的文化要求甚至比14级别的文官任职的条件还要重要，19世纪50年代俄国高层官僚有61%的人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而同等教育水平的司祭则达83%。[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О.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аппарат самодержавной России вⅩⅨ в.М.,1978.с.138-166..]17世纪上半叶以前，俄国的僧侣职业教育是由家庭传承的，一般都是教区的主教在家里给其子弟开设宗教礼仪和历史文化课。从1722年起政府要求担任教职的人必须受过专门的宗教教育。17世纪因为教会传统上对教育资源的控制，世俗学校数量少，仍有一些其他等级的子弟到宗教学校学习，从18世纪下半叶进入宗教学校就变得越来越困难。1720-1740年宗教学校的学生中仍有29%不是僧侣子弟，到1808年仅为8%。[ 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8、202页。]宗教学校的封闭性极大的促进了僧侣等级的世袭化。
可以说僧侣垄断了俄国的文化资源。从1687年俄国第一所神学院成立，到1808年发展到36个，与当时的主教辖区恰好一致。宗教学校的在校学生1766年有4700人，到1808年达到2·9万人。1880-1914年在宗教职业的封闭政策被解除以后，日常宗教执事培训班里的学员中世俗阶层的比例从8%提高到16·4%，教会学校的世俗学生从8%提高到25·3%，但是世俗阶层最终从事教会职业的人数仅从0·08提高到1·5%，[ 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95页。]世俗人员去宗教学校读书并不是为了求职，只是因为世俗学校太少而不得已去宗教学校读书的。在自治局工作者兴办非宗教类学校之前，教会基本上控制了整个的中小学教育，据统计直到20世纪初仍有约40%的小学是教会办的。
但是，垄断着教育资源的这个阶层却无法掌控俄国的就业资源，他们所能控制的就业岗位在这种资源中只有很小的份额。僧侣子弟受教育程度高而就业面狭窄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俄国僧侣阶层的人口出生率高于贵族，“他们很小就结婚，并且宗教教义禁止以任何方式节育”。[ 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8页。]1756年结婚的僧侣占38%，1870年达到79%，[ РостиславД.И.Оправославном белом и черном духовенстве.т.2,с25.]神职家庭自然增长率比贵族高一倍还要多。但是教职职位是限定死的，无法满足大量的宗教学校学生的就业需求。1678年僧侣男性家庭成员为4万人，1719年为14万人，1795为21·6万人，1897年为24万人，而教会所有的职位最多只能容纳十余万人[ Смолич И.К.Истор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Книга8,части1.М.,1996.с.665-666.]。到10月革命前国家登记发放薪水的“白神品”只有5万人的职位，狭窄的就业渠道对神职后代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压力和精神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