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脊梁:士官在美军历史中的作用

当你真正了解了这些军人的生活方式,了解了诸如在舒适的后方基地为将军充当副官的陆军少校与在前线的营级作战部队担任副指挥官的陆军少校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还了解一名指挥12人作战小队的海军陆战队中士与一名身处150人作战单位当中的海军陆战队枪炮士官(作战中坚)之间的区别之后,作为一个生活在非募兵制社会的公民,你会为自己正被一种颇具神秘色彩的文化所包围而感到惊异,从而产生一种恍如隔世之感。正如我后来了解到的,由于所依靠的经验技巧与科学技术存在巨大差异,空军和海军质监局的“隔世感”更加突出。

不关注士官群体,就无法真正理解美国军队。士官(包括中士、下士,以及美国海军中的军士长)是美国军队文化与传统的传承者,就连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许多毕业生也必须承认这一点。来自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冯·施托伊本男爵曾于1777~1778年造访福吉谷。此人开创了美国的士官体系,为美军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在分权化的指挥体系之中,每一位军官的每一条指令都会被身处一线的士官们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战斗举动。军官下达命令,士官负责具体执行。

士官群体是美国社会发展史的缩影。开垦土地、建造居所、寻求食物——北美大陆上开疆拓土的西进运动绝非杜撰,而是实际行动。尽管现在美国境内的家庭农场正逐渐走向消亡,但我在阿尔及利亚采访过的一支陆军特种部队12人特遣队中,有近一半的士官出身于家庭农场。

这支特遣队在我了解的同类部队中堪称典型。

士官群体同时也是美国式中产阶级社会的产物。纵观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我发现其军官与士兵之间的鸿沟简直堪比贵族和农奴,但这样的社会阶层差异在美国军队中却并不明显。士官与上级打交道时有足够的自信,而反过来,尉官们对手下的士官也足够信赖。即使有时不得不执行最为糟糕的命令,存在于士官与尉官之间的强力纽带也使得他们能够争取到最好的结果。

随着战场空间的不断扩张和参战部队人员规模的不断缩减,士官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放大。与过去那种在有限空间内投入大量兵力的战斗模式(即人海战术)不同,美军如今更倾向于在浩瀚的沙漠、茂密的丛林和脏乱的城市贫民窟中动用小规模的军事单位执行作战任务。排、班以及小队级的作战单位由此大展拳脚:这是在最底层的战术级别摸爬滚打的士官们大显身手的绝佳舞台,行动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表现。在伊拉克战场上,士官的阵亡率要比军官高四成;而在军官群体中,阵亡率最高的则是在一线统帅士官和列兵的尉级军官。

在如今这个野战部队的行动随时可能曝光于大众面前的时代,士官们的战斗行动还要承担或好或坏、无法言状的政治后果。海军陆战队上将查尔斯·克鲁拉克曾经这样写道:“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是美国对外政策最显而易见的象征。”所谓“每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其实也可以指代所有美军士官。2/3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是士官,而陆军特种部队(即“绿色贝雷帽”)的士官比例更是接近九成。

“美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深深地刻在这些士官们的心底。非任务时期,他们通常都沉默寡言,只有在被问到对接下来的任务有何看法和打算时才会开腔,这时候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一直在心里默默提醒自己,宁可直接问这些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也不要打听他们的内心在想什么。后来,我知道他们会主动向我袒露心扉,但我从来不曾擅自触及这一“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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