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艾奇逊而言，他所需要的是一位实用的幕僚，以协助他进行政策的制定，所以艾奇逊的东亚政策所依赖的幕僚群逐渐转向于鲁斯克（Dean Rusk）以及杰普塞。同时由于艾奇逊越来越无法忍受肯楠的抱怨，最后导致肯楠在1950 年6 月离开国务院的政策计划处。
综合本章可以得知，当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与政策计划处相继于1947 年正式成立之际，恰好也是国府面临军事严重考验的关键时期。而这两个单位又恰好在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若比较1947 ～ 1948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与政策计划处对于中国议题的看法，可归纳出以下几点异同：
（一）两个单位对华主张最大的差异性，在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比较着重以军事战略的角度，思考美国的对华政策。而政策计划处则以政治、外交为主。
（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张，如果美国认为若继续给予中国是有其必要性，则必须要配合相对的军事援助，例如军事顾问团等相关的配套措施。但政策计划处则强烈质疑，现阶段是否有必要对国府采取进一步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政策计划处认为国民政府已经是势不可为，美国要采取更为“弹性”的中国政策，以因应未来中共可能的铁托化。
（三）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认定苏联与中共是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故一旦中共在中国取得政权，则苏联势力必将扩充到东亚地区，进而造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危机。但政策计划处则认为，中苏共之间彼此存在着不少的歧异，即使中共统一中国，双方仍存有分裂的可能性。
（四）两个单位皆认为，若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政府必定无法战胜中共。不过两者也同意中国事务并不是美国现阶段最主要的关注所在。所以，美国不必将国家主力置于中国。
（五）关于1948 年的中国局势，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张如果能够对国府实施有效的援助，则可以稳定国府的局势。但政策计划处则认为任何的援助恐已无济于事，国府的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
（六）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认为在目前在亚洲只有国民政府可以对抗共产势力的扩张，但政策计划处已倾向于把中共视为是美国的“次要敌人”。例如政策计划处试图就中国的内部如人口、经济与政治上的诸多限制评估，而主张即使中共最后得以统治中国，未必会对美国的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
（七）无论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或者是在台湾阶段，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皆拥有一定的发言地位。但是肯楠的政策计划处对华影响力，却可分为两个阶段，可以1949 年艾奇逊取代马歇尔为国务卿为分界点。在马歇尔之任内，政策计划处享有独立而充分的建议权，但艾奇逊上任之后，政策计划处的影响力骤然递减。
（八）杜鲁门在对华政策的取舍上，对于国务院的信任会凌驾军方之上。所以会导致此一结果，除了美国的外交原本即是以国务院为主外，就是在此一阶段的对华政策评估上，国务院是以政治考量面对中国；相反的，军方则从军事立场考虑。最后，总是以国务院的意见为主流，取代军方的论点。
（九）事实上，以中国的战略地位而言，无论是国务院或者是军方皆不主张，美国必须对中国做出直接的军事援助承诺，以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不过在此不直接介入的大原则下，国务院与军方仍有分歧。国务院认为援助国民政府主要在促成一个统一、自由且民主的中国。所以援助中国应该要作务实的评估，而不是盲目的对华承诺。简言之，国务院认为美国的军事援助，只会鼓励蒋介石强化镇压中共的欲望，并妨碍他去解决中国的其他重要问题。但是以佛洛斯特、派特森以及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为首的军方领导人是站在反对的立场。军方建议总统应该不要只着眼于发展一个自由与民主的中国。军方警告美国只固守此一目标，对于美国援助国府以便应付苏联在华的扩张会产生延误。军方建议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要放弃改革先于援助的诉求，并且要给予国民政府有限的军事与经济援助。
最后、若是比较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与政策计划处，这两个单位在此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力，则显然后者是较受到杜鲁门与马歇尔决策人士的重视与青睐。例如，佛特斯（Lester J. Foltos）所言，肯楠在1948 年初所作的对华政策评估，已成为往后十八个月内，华府对华政策的基础。不过佛特斯也指出，杜鲁门总统因有来自国内的压力，所以无法完全采用肯楠的建议。但比较上杜鲁门采纳许多政策计划处的建议，并拒绝了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积极军援国府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