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蹉跌的两大错误
陈独秀是个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功劳有如上述。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也没能超越历史,在晚年有两大主要错误。一条是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另一条是参与“托陈取消派”问题。
对这两大错误,目前陈独秀研究者的认识日趋一致,应当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于前者,2002年9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将过去长期讲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到目前为止由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位,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好评。无论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错误(“左”倾也一样),都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
关于后者,其是非也日渐清楚。
——其一,这主要涉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过去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扣以种种罪名。但历史早已翻过了这一页。这属于跨党、跨国之事,要与时俱进。目前俄罗斯人已很少提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问题另有新说,也会对历史问题据实加以再认识。
——其二,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属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其看法有严重错误,也有派别活动,但更多地属于理论论争,不能因有这方面的错误而继续“定罪”。
——其三,陈独秀对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是有保留的。他是讲“二次革命论”的,托洛茨基鼓吹“一次革命论”,两者南辕北辙。对大革命后期的一些应对政策,他比较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特别是对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他一个人来承担感到愤慨,并对托洛茨基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这是他参加“托派”的一个重要动因。对这个情况,不能不作具体分析。
——其四,将“托派”认定为“反革命”,这主要是在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到延安后,根据联共(布)反对托洛茨基的需要,不分青红皂白而作的处置。当时,确有“托派”反对抗战、有汉奸嫌疑的言论,但陈独秀却是主张抗战的,并撰文批评“托派”反对抗战的言论。他在1932年10月被捕入狱,是由于“托派”分子向国民党告密才为特务逮捕的。他在1937年8月出狱后公开声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这表明他与“托派”脱离了干系,因此不能老给他戴着“托派”这顶“帽子”。
——其五,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尽管具有分裂党的性质,但并没有做危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事情,没有里通外国的勾当。对陈独秀的分裂行为应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加以区别,两者的性质和情节不一样。张国焘是明目张胆地另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要当头头；“托陈取消派”是一种不赞同当时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派别活动,并非要自立为共产党之“王”。张国焘在抗战开始后就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拿国民党的津贴做事；而陈独秀拒领国民党津贴去另组新共产党,即使落魄江湖艰难度日,仍始终不与国民党为伍。就此而言,也不能与张国焘等同视之。
后来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经过历史的沉淀,纵观陈独秀一生,在我看来，应是“叱咤风云一巨子，辉煌蹉跌铁骨铮”。对其作功大于过的肯定性评价,是符合党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