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前述刘少奇讲的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思想上的幼稚与错误引起的,归根结底是思想路线不正确。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严重脱离中国实际,革命不可能不受挫折。延安整风运动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解决理论脱离实际问题,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正确的思想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实际工作中早就在倡导和运用,但在理论上加以明晰化却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特别是在整风运动开展之后。在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又对在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使用过的“实事求是”古语作了新的界定和阐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就须不凭主观想象和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客观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他强调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并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指出:这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主观主义“相对抗的”。同年底,他为中央党校确定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这实际上也是全党的“党训”。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述。
——三是提出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将经验升华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既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也轻视中国革命经验。整风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原则时,实际上认为这个结合是双向的:一方面理论要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是理论向实际的结合;另一方面也要对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将其上升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实际向理论的结合。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双向的结合。毛泽东在1941年“九月会议”讲话中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力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水平,“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在此期间,毛泽东很感叹“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随后,毛泽东还强调了上述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坚持要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四，它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后,在全党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但在党内巩固起来,而且得到共产国际承认。1937年12月,王明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时,你也不要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