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
这次整风会议是从9月10日至10月22日,前后40多天,其实只开了5次会,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第一天会上作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其表现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因为他们自称“国际路线”,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许多主张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认为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根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某些思想的影响和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是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16条办法,其基本精神是: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组织方法论研究小组,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在延安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政治局同志都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在中央整风的5次会议上,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意义。与会者对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和政策问题进行研讨,分析了部分文件的一些情况。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沉痛检讨。
张闻天第一个检讨。他两次发言说:土地革命后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是路线错误。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实际情况。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他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会后,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从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兴县等地的几十个农村调查了近一年半时间。
博古也两次发言检讨。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应负更多的责任。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王明、稼祥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国际的。过去长时间对错误没有认识,这次学习会检查,感到十分沉痛。但是,我有勇气研究自己的错误,克服这些错误。
王稼祥检讨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的,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回国后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中国党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产生根源,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