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的约定】
在经过几次落榜之后，1979年，我终于通过了自学考试，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在这期间，我不能按时吃饭，还要在恶劣的环境下学习，如此一来，病痛便开始找上我。有段时间，我时不时地咳血，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自己患上了肺结核。幸亏国家对结核病人十分重视，让我既能够拿到免费的药物，又能接受免费的治疗。但大夫说，长期服用这类药物会让身体产生抗药性，记忆力也会随之减退。然而在那个时期，比起记忆力减退，更让我担心的是我的生命。每天我都靠着一大把药物艰难度日，这实在是让我苦不堪言。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坚持学习。我已经与自己立下约定：要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我孤注一掷，开始准备高考。我并不是特别聪明的人，在学习上也没有突出的表现。但不管学习成绩如何，对学习的渴望一直指引着我向未来的人生迈进。
直到1980年，我一直从事着中小学课外辅导老师的工作。然而在这一年的7月30日，全斗焕戒严司令部发出禁令，要求停止开办所有课外学习班，我也因此丢掉了饭碗。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可以用我的积蓄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的复习中了。一直到11月20日预考当天，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发疯似的学习，在此前，我还没有过这样认真学习的经历。为了节约时间，我干脆就在考试的地方吃住，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里，精力全部集中在备考上。
不过，在这种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的学习过程中，一些烦恼也悄悄涌上心头：一个连自学考试都落榜数次、最终勉强合格的人，拼命地打两个月的突击战，能获得些什么成效呢？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理性。在我看来，考上大学对一个只受过一学期正规高中教育的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梦，但就是为了与自己立下的约定，我必须要坚持到底，坚持到预考的那一天。
好在最终考试的时候，自己的临场发挥还算可以。可是，当我心潮澎湃地去看考试合格名单的时候，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和准考证号码。不知是不是之前立下的各种小约定发挥了作用，经过迂回曲折，我最终以候补者的身份幸运地进入了合格者名单中。
大学期间的费用虽然不高，但我还是得靠自己赚来的钱缴纳学费、买教科书。为此，我一边做家庭教师，一边向人们推销《泰晤士报》。边打工边学习的生活确实有些疲累，但能在大学里读书，这是我以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想到这些，我便重新振作起精神来。
其实，比起学习、打工和各种生活压力，真正让我感到痛苦的是示威游行。我进入大学的1981年，正好是全斗焕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再加上受1980年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影响，大学校园的周围连日因催泪弹和示威游行而鸡犬不宁。在比别人晚了3年才考上大学的我看来，游行纯属浪费时间，况且对于游行能否产生影响，我也并不抱太大希望。我用打工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和助学贷款才勉强交齐了学费，结果学校却因游行把停课当做家常便饭，我实在是觉得冤。我当时干脆休学了一个学期，投身到学校的行政工作中，帮助校管做些杂活儿来获得学费上的补助。在此期间，我成为学校里的勤劳奖学生，在学生们的示威游行过后，那些收尾工作都由勤劳奖学生来做。当学生们走出操场，我一边收拾碎纸片和烂旗子，一边叹息这个世道。
然而，一个学期即将过去的时候，我看到学校墙壁上张贴着的大字报，看到那些光州市民惨遭杀害的照片，便开始转变了想法。这些事件在国内媒体上没有曝光过，大都是从国外媒体的报道中援引过来的。起初，我对这些大字报上的内容半信半疑，但还是继续着边学习边打工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