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财经》记者）
“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2012年7月18日，当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宣读到“杜润生”的名字时，“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的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一天，是杜润生的百岁（虚岁）华诞。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特别贡献奖”授予这位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以表彰他对中国改革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向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改革时代致敬，向伟大的中国农民致敬”!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打来电话，“祝贺杜老百岁生日快乐”。20多年前，王岐山在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也是“农口”团队的重要一员。
200多名来宾中，许多人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见证者与推动者。其中既有原农业部长何康、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石山等杜润生的老同事，也有杜鹰、林毅夫、周其仁、张木生、孙方明等当年“农发组”的成员，他们将“杜老的弟子”作为自己的一种荣誉称号。
杜润生没有出席颁奖会，而是通过视频向与会者问好。这位百岁老人精神健旺，声音洪亮，当他挥手时，掌声与笑声充满了会场。
100年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杜润生的一生在时代的激流里跌宕起伏。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的风云变幻，也参与了众多历史事件，其中许多关系到中国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屈辱与苦难让杜润生忧乐难忘，他自觉地担任农民的代言人，为农民的权利鼓与呼。
杜润生期待农民走出封建社会和自然经济残余的阴影，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成为现代国家中有完整权利的公民。在他看来，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秩序逐渐动摇，至辛亥革命开始瓦解。生于辛亥革命第三年的杜润生也见证了传统秩序的瓦解过程，晚年他曾回忆道：“我是山西太谷县人，出生在破产富农家庭，家乡有很多人经商。民国初期，我亲眼目睹了晋商的消亡。”
在变革的大时代里，生长在皇权秩序下的晋商并没有完成自身的转型，但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已然开始。与欧美国家的转型不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多重历史任务的重叠：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后君主王朝转向民主国家，从积贫积弱的前现代国家转向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
家国多难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得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激进主义的思想，期望以社会革命彻底改造中国。杜润生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就积极参与学生运动，进入北平师范大学后更成为“一二·九”运动中的学联代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这位大学生脱下长衫，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
此时北方农村经济衰败，基层政权又因国民政府撤退而瓦解，中国共产党以抗日的民族主义为号召，在农村重建政权。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民主、自由、抗日”旗帜的感召下，杜润生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抗战胜利后，由于腐败、独裁，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迅速流失，共产党则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国家”，为新民主主义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
国共内战再度爆发。为了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中共从1946年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他的一些建议还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要求各地遵照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