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王迪牧活佛的禅坐持续了一天一夜，此间他不闻不问，不吃不喝，闭关辟谷了似的。他在这个时候打坐，就是想在和神的对话中澄然入静，滤清思想：到底怎么办？
但忿急还是没有消尽，他激流似的思绪里，仍然是不驯顺的波浪：朝廷，皇上，怎么可能下达这样的谕旨呢？
洋魔的灭绝佛教，成了我们的昏愚顽梗；英人的入侵西藏，成了我们的自蹈血河之灾。真正岂有此理。既然“英人入藏，志在通商”，怎么又要让我们“礼让英洋，迎迓耶教”？什么“两神齐天，双日照临”，分明是水火交锋，水大则火灭，火大则水干。连小孩都明白的道理朝廷怎么不明白？当然不是朝廷说变就变，出尔反尔，而是驻藏大臣文硕骗了他：什么“不取坚硬接仗、迎面对敌、阵地固垒之法”，什么“分散伏出，游击无常，中途拦打，迂回敌后，截其粮道”，什么“宜退不宜进，明退暗不退，以柔克刚，饿死远来之敌”，都是文硕自己的主张，朝廷从来没有过抵抗的意图。这个文硕，好大的胆子，如此矫命伪诈，难道就不怕丢了乌纱掉了脑袋？加巴索！
又寻思：文硕为什么要这样？为了大清朝的国土，为了西藏，为了我？可不是吗！坚决抵抗，不正是他摄政王和僧俗集团的希望？这么一想，迪牧的情绪渐渐平和了，意识到现在不是推诿、责怪、怨恨的时候，关键是要确定当下的目标：怎么办？是继续抵抗，还是就此放弃？是听朝廷的，还是听驻藏大臣的？或者谁的也不听，就听自己的？
啊，自己的，自己有什么主意？他苦苦思考着，在忠于朝廷和忠于自己之间无数次地穿梭，似乎听到“哗了”一声，头发白了，眉宇间耸起的川字再也平坦不下去了，额头的皱纹变成了西藏的山川。他长吐一口气，发现又是一天一夜。
摄政王迪牧把白热管家叫来，吩咐他通知三大寺：即刻选派人组成代表团前往边境照会英军，据理退兵。并联络哲孟雄、布鲁克巴、廓尔喀三国，商谈共同打击英军事宜。代表团的统领由驻藏大臣委派，代表选出后，应尽快前往驻藏大臣官邸集中。迪牧想用这个办法试探驻藏大臣文硕，是一如既往地坚持抵抗呢，还是奉承朝廷的意图，退堂鼓一打，云端里看厮杀去了？若是前者，那就是责任是非各担一半，朝廷的怪罪就不能只冲摄政王我来。若是后者，那我就只好担山担水一肩挑，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但不管前者还是后者，他都必须把西甲喇嘛立即抓起来处死。
他已经知道西甲喇嘛在前线的所作所为，追踪西甲的丹吉林陀陀隔三岔五就会有报告，这些报告经过白热管家的手来到了他面前，让他越来越说不清为什么迄今为止西甲喇嘛还活着。但是现在，处死是必须的了，当作为摄政王的他已经知道朝廷惧怕英人、不准抵抗的态度之后，边境依然进行的战事就只能由别人承担责任，这个人非西甲喇嘛莫属，至少可以用来敷衍塞责朝廷，暂时抚慰皇上皇太后，争取时间，以待机变：赶快把异教洋魔赶出西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