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国企业家最担心的是其财产权可能会时刻受到公权力的威胁和侵犯。西方国家在近代普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而我国至今都没有一部《民法典》来系统界定和保护物权，私人企业家的财产合法性尚未获得政治上的明确保护。基于“实用理性”的意识主导和“礼法互用”的治理策略及对皇权政治和等级制度的维护和延续，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没有演化出相对独立的法治体系和法治环境，而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时间显然还不足以形成相对稳态的法治结构体系及法治环境，这种法律环境和产权制度的不安全性乃至歧视性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更是明显。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中国的许多企业家非常担忧自己的资产和财富在某个时刻突然被“宣称”化为乌有。
在个人合法财富得不到有效保障和充分尊重的制度设计中，企业家不可能进行较为长远的投资计划，而这种制度设计也恰好鼓励了企业家的投资移民，中国企业家首先考虑的移民国往往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等法治水平和产权保护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实质上，移民潮是企业家对政府和法律失效的一种消极反应（不跟你玩儿了），这也是任何社会主体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制度安排高度不确定环境下或者对未来有消极预期情形下的本能选择。面对企业家移民潮，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善各方面的制度环境，让企业家在这里生活和投资变得更加容易、公正和安全。
（四）企业家合法经营还是“涉黑”
企业家“涉黑”是指企业家通过主动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被动寻求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和帮助，建立另类秩序的努力。其实质是以非法的暴力秩序代替正常的商业秩序。当正常秩序失效时，就是暴力秩序（如黑手党、黑社会）胎动之时。
从学者对历史资料的研究来看，意大利西西里的黑手党最初起源于19世纪，当时的背景是：随着封建主义的废除，大量封建庄园被划分给数量众多的农民，众多农民的土地私有产权频繁遭到流氓和无赖的掠夺性攻击，而政府又不能提供充足和有效的公共保护。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武力更加强大的大流氓和大无赖，黑手党提供了本该由政府提供而不能提供的产权保护和有效执行。LeopoldoFranchetti(2000)、DiegoGambetta(1993)分别描述了西西里黑手党的起源，他们都认为，黑手党最初在国家强制执行缺失时向农民出售保护---免于产权受到侵犯，土地的分割增加了私有产权保护的需求，这又导致封建军队的支解以及以往的士兵成为独立存在的私人执法者，黑手党就这样产生了。
CurtisJ.Milhaupt&MarkD.West(2000)、FedericoVarese(1994)分别分析了日本和俄罗斯的黑手党。CurtisJ.Milhaupt&MarkD.West(2000)指出，黑社会在日本封建社会的后期壮大，像意大利西西里和俄国一样，日本黑社会产生的背景是私有产权保护需求的急剧增加和相应的国家产权保护的缺乏，而在此时，流氓和被剥夺权利的武士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私有保护。他们还指出，由于目前国家提供的执法的缺乏，现在的黑社会仍能在某些领域提供私人执法，如纠纷协调、房产止赎、企业监控、贷款和犯罪控制。更难得的是，他们用收集的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在日本过去的二十年，黑帮会员服务（有组织犯罪规模的一个直接代理变量）与在地区法院提起的民事案件数量呈现负相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黑社会是政府执法的一种替代。FedericoVarese(1994)指出，俄国黑手党开始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在那个时候，像在西西里一样，制度改革使私有产权普及而当时相应的政府执行跟不上，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私人对产权保护的强烈需求。像西西里的封建士兵一样，前克格勃军官和失业士兵愿意而且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人们把这种保护当作对无效的警察保护的一种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