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曲是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从文明史起源开始，人类就习惯于观赏舞台上重现的经过了加工提纯的生活场景，体会舞台上角色的喜怒哀乐，从而释放自己的情感，并从戏剧讲述的故事中寄托自己的希望。
戏剧和诗歌、笔记、小说不一样，它是一种需要众多人参与创作并公开演出的艺术形式，它不是只需作者单独创作就可以完成的作品。因此戏剧的创作受到的社会压力更大，不仅要考虑受众的接受程度，更需要考虑合乎社会规范。换言之，戏剧创作的自由度要小于小说、诗歌等文学形式。
我国的传统戏曲是一个丰富的艺术宝库，有众多的剧种、剧目，有很多的脍炙人口的戏剧故事长久流传，更有很多的戏剧角色成为中国艺术的“形象代表”，被大众认同，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戏剧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观赏，进行分析。从法律文化角度观察戏剧，相信对于绝大多数读者都会是一种新的体验。法律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的法律体系，以及流行的法律观念，包括了思想家的理论，大众的法律知识以及大众的法律意识。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观察戏剧，我们首先可以发现的是，戏剧的创作往往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比如元代是中国戏剧发展的重要时期，可是需要注意的是，“元曲”并不是在自由的环境下创作出来的，仅就《元史·刑法志》摘录的元代法律，就可以知道当时朝廷制定了专门的法条来限制戏剧创作。比如《大恶》类中有一条法令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在创作中如果有被认为是“犯上”（侵犯朝廷）的“恶言”（坏话），创作者要被处死。《禁令》类中的一条法令，还禁止创作词曲进行政治性的讽刺：“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禁令》类还有禁止民间学戏、表演的专门条文。“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虽然这项禁令的效力值得怀疑，但至少表明官府有权对戏剧表演随时进行干涉。
以后明清的法律更进一步限制戏剧的创作。朱元璋亲自参与制定的《大明律·礼律》（1398年正式颁布）专门设置一条“搬做杂剧”，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过了13年，永乐皇帝又颁布了一条“教民榜文”（特别法令）：
一榜：为禁约事。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娼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赴法司究治。”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