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社会基础(4)

第三,以政策倡导为主题的公民社会场域开始形成并发挥作用。一部分社会组织及其联合行动积极倡导公共政策的改进,温州打火机协会成功推动对抗欧盟的反倾销联合行动,绿家园志愿者等30多家环保社会组织反对怒江建坝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并催生了相关法规和政策修改;一些地方探索建立以城市治理等公共管理为主题的公民协商对话平台,如杭州的“市民圆桌会议”、温岭的“民主恳谈会”等。在网络空间上,近年来蓬勃发展的IT技术带动了微博、微信等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使得微博问政、网络倡导成为信息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公民社会场域。

此外,在各级政府大力推动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涌现出许多成功的经验,如重庆巫溪通过大力发展村民互助组织构建和谐互动的“乐和家园”,河北肃宁通过发展党、政、经、社四类组织探索乡村重建的“四个覆盖”,浙江温州在社区社会组织中贯彻“无候选人”的直接选举并探索“业主治理”的社区模式,广东顺德通过建设社会创新基地探索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新模式,乌坎则以对话方式化解官民冲突,走出了真正村民自治的大胆尝试。这些表明,实践中的社会管理创新也在积极助推公民社会的发展。

总之,我国公民社会已经起步并有了一定发展。尽管实践中还有很多问题和困难,但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已成蓬勃发展之势,公民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场域也在积极生成并发挥作用,初步形成了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下政治-行政体系、市场体系与公民社会体系共同发展的局面。

四 对公民社会误读的澄清

近年来,受意识形态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媒体和一部分官员对公民社会存在误读。这些误读在一定条件下演变成对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担忧甚至限制、阻碍力量,有必要加以澄清。

简要梳理一下,对公民社会的主要误读有六:一是把公民社会误读为取消党的领导的政治结社;二是把公民社会误读为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三是把公民社会误读为强调乃至固化社会分层的“精英社会”;四是把公民社会误读为主张草根民权乃至劫富济贫的“平民社会”;五是把公民社会误读为以街头抗议为主的“暴民社会”;六是把公民社会误读为西方反华势力进行政治渗透的工具。这些误读,一部分以论文、专著、评论等形式公开发表出来,大部分则并未公开发表,而是出现在各种内部报告、文件及会议上,因此很难展开公开的学术讨论,但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误导舆论甚至误导决策的作用。这里简要分析如下:

认为公民社会将取消党的领导,不仅是对公民社会的误解,也是缺乏政治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表现。公民社会不是政治结社,与党的领导分属社会建设和政治领导两个不同层面,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同时探索公民社会建设,恰恰是近年来许多地方党政部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经验。在广东的深圳、顺德,在浙江的温州、宁波,在重庆巫溪、河北肃宁等许多地方,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不仅缓解了长期紧张的党群干群关系,而且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

认为公民社会是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误读了公民社会的本质属性及其与政治意识形态或社会形态的关系。公民社会在本质上是包含社会组织、社会价值和社会场域三个不同向度的社会现象,既不是意识形态,更无法替代社会形态。有资本主义的公民社会,当然也应有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存在于政治-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架构之一。我们要建设现代国家,当然也包括建设一个具有现代意义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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