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月还多亏了红鸣，才让我如愿以偿地住到胡同里。音，我住的胡同在北京的西南边二环上，虽然离学校挺远的，但是有公交（他们这边不叫“公交车”，叫“公交”）可到，只需换一次车，照北京人的说法，换一次车就能到的地方都算近的。听说很快学校附近就有地铁站，那么就更不算远了。
这胡同比想象中的还小还旧，小院子中有一棵老枣树，房东姜爷是地道的老北京，人很好，他养了一只聒噪的八哥鸟“闹闹”，好奇心很重，跟我也特别投缘。每回姜爷一开鸟笼，“闹闹”喜欢飞到我的窗口，一开窗就进来；一会儿到我肩上，一会儿飞到计算机前欣赏桌面照片。她挺乖的，就是有点吵，怪不得姜爷叫她“闹闹”。
听姜爷说，从前的北京胡同里，许多人都喜欢养鸟，早上起来就遛鸟、互相问早，养得最多的就是八哥，因为聪明通人性。而自家院子里种得最多的也都是枣树，因为多产，有多子多孙的隐喻。
在老北京人的儿时记忆里，每年八月后枣子成熟时，拿长杆子打枣子是一件热闹的事。家里的孩子把屋里所有的盆子围着枣树放满一地，由年轻个子高的男孩掌杆，朝树枝猛打，看着成熟的枣子落下来，小孩闹哄哄的，满地捡着没落在盆里的枣子，一院子都是响声笑语，不一会儿盆子里都是满满的枣子了。
可惜现在的北京胡同少了，处处都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如兵临城下地包围着几个等待被拆迁的小胡同。
有些胡同修改规划成观光胡同，有些胡同为整楼而牺牲了，有些胡同还在为存亡抗战，像我现在住的这个胡同，其实也拆了大半了。
这些拆了一半的胡同都有一些原因：姜爷是为了留住那棵枣树而坚持不同意搬走，还在跟建筑商抗争中。
对姜爷来说，这棵枣树有太多回忆和情感在里面，他有一位住在台湾的青梅竹马表妹，在多年前两岸开放探亲时，一回家就直奔到枣树前，在树下站了好久。直到姜爷喊她进屋里，看她抬头时满脸的泪水，让姜爷心酸地发了暗誓，只要他还活着，任谁也不能动这棵老枣树，因为他和表妹一生中最美好的少年记忆，也只剩这棵枣树可以见证了。
胡同里还有几位老街坊，因为跟姜爷有着类似的典故理由而结盟，这几位老居民态度一致。
这些天正是北京的桑拿天，也就是一年里最湿最闷热的几天，比台中的盛夏还热。姜爷常拿几片北京西南边大兴产的西瓜请我吃，解解暑聊聊天。
他总是问我许多台湾的事，对台湾充满了好奇。我自然都说了好的一面，特别是台中。但是台中最好的一个原因，我没说，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说清楚。
音，因为台中有你。
来北京后，我常常睡得不是很熟，朦胧中仍觉得还躺在台中的床上，你还睡在我身边，依稀还听得到你轻轻的呼吸声，只是侧过身想搂近你时，手一空才知道人在北京。
睁开眼就是窗外的那棵枣树，在枝繁叶茂的缝隙间灰灰蓝蓝的夜空，看不到月亮，也没看到星光，心里实在难受。后悔着为什么要来北京，为什么跟你立下了“一月一信、不准MSN”的条款。
以前在台中天天在一起，好像每天可以说的事不多，现在到了北京却觉得可以跟你说的事太多了，但是都被限制住了，活生生地卡在胸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