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女舞蹈演员患了腹泻，在排练结束后大声问排练厅里所有人是否有止泻药，在场的人都说没有。我想起妈妈给我带的一种叫土霉素的止泻药，于是拿着药敲响了她的宿舍门。她把门开了一条缝问我来干吗。“给你药，你不是拉肚子吗？”我说。她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迅速接过我手里的药瓶，随即便扣死了门，没有表情，没有言语。
我怔怔地站在门口，心里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晚上，我到公用电话亭给妈妈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在新的团体里生活得很好，新伙伴们都很喜欢我，帮助我。说着说着，我突然很想家。眼泪流了下来，流进了嗓子里。我说谎了，我说的只是我所希望的。
来到陌生环境的我需要朋友，我曾很多次想让自己做得更好，让新团体里这些优秀而漂亮的女孩们喜欢我，我的热情主动，我所有的目的仅仅只是因为我想跟她们成为朋友。
过了两三个月，我仍然像刚来那样一个人在食堂吃饭，一个人上街，一个人去排练厅练功。渐渐地，在这段时间里我从这群女孩的“言谈举止”中得出了不与我靠近的结论：她来自小镇；她不是科班出身，不是解放军艺术学院也不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她爱出风头，跳群体舞的时候总想表现得与众不同；她过于陶醉于自己的表演的状态中；她不知道这些名牌；她过于丰满的身体对于舞蹈演员来讲是种耻辱；她的热情有企图；她对男人的笑很风骚……这些话语从舞台的侧幕条边，上场前的服装更衣间，就寝前的洗漱间和女生公用洗澡堂里传入我的耳朵。十七岁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多被别人否定的声音。我不解，心中百味翻滚，我感到委屈，却又不知该怎么做，我没有打电话回家，因为我不想说谎。于是连着好几天，一天黑我便躲在被子里流眼泪。与我同寝室的“梦”是新来的，跟我几乎同一时期进到这个新团体。她发现我不像之前那么爱说爱笑了，难过的我把疑虑告诉了她，梦说她也听到过关于我的这些言论，但并非只有我一人被女孩们这样议论，她安慰我说因为别人不了解我才会说这些话。听梦这么一说，我困惑的是当一个人不了解另一个人的时候，又为何要如此否定别人并将其拒之千里外。我不喜欢这样！
一次排练后回宿舍的走廊上，我遇见那几个女孩端着脸盆有说有笑迎面走来，走廊狭窄，当我与她们擦身而过时，她们停止了说笑，离我最近的那个女孩撞着我肩膀的同时，眼角向我投射出了一丝不屑的眼光。当我走过了转角，走廊突然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爆笑。回头只看空空的走廊。那笑声为何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被带回到在湘西上小学三年级的那年春天。班上调来了个天生眼斜的男同学，那时候每当放学回家的路上，就有一群女同学聚在一起看某个女生模仿新来男同学斜眼看人的样子，大伙儿被逗得笑开了花。对于女同学们一阵阵的笑声，这个天生眼斜不爱说话的男同学，永远都是一个人背着书包绕着河边那条最远的路回家。在这群笑开花的女同学中，那个逗大伙儿乐的模仿者——是我。那时七八岁的我笑的是他与众不同，我模仿他，就像爸爸平时做各种怪表情逗我和妹妹开心那样的去逗同学们开心。那时候没有谁去想过那个男孩会是怎样的感受，而男孩低头匆忙走过女孩们的身边远去的那一瞬间的景象，不声张的留在了我的潜意识中。这一瞬景象在一个人漫漫成长的经历中实在太小太久，可在这时候它竟然如一片小小浮萍般冒出记忆的湖面。如今十年后并不知自身哪里残缺而被人笑话的我，成为了那个想绕着远路回家的孩子！
来到北京不到半年，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思考别人。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人与人之间在地域，学历，外貌，性格上的不同，会引来排挤与孤立。我毫不含糊地第一次有了“自卑”这个真切的感受，自卑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过去十七年来在家乡的好感觉莫非都来自我的愚昧？心智未成熟的我，觉得孤单的我不再热情主动的与那些女孩们靠近，我放弃了与优秀漂亮的她们成为朋友的念想。那个被取笑的我，就是这么不知情地伤害着别人，又不知情地被伤害着、成长着。我那打不死的蟑螂精神去了哪里？不堪一击的是我的情感，我的心。
那个周末的晚上，如往常一样，我一个人去排练厅练功，我没热身就使劲压着我那不争气的横胯，结果一不留神用力过激拉伤了韧带，一阵疼痛席卷着绝望的我趴在地板上咬着自己手掌的虎口。哭一场吧！哭过之后心情就好了。我把音响开到最大，在剧烈的音乐声中，我尽情得痛快得哭了。可这一次泪停以后，我没有变快乐。
北京！若没有朋友的我们，只剩下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