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剧行政化浪潮中的“青椒”(2)

青年教师正是处于这种坚硬的现实之中。在这种数目字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就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更为隐蔽的是支配学院的具有压制性的文化模式和人际关系结构,应星对新三级的批评,也正在1950年代出生的较具自我反思精神的学者那里得到回应。学者许纪霖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在学术上和精神上要实现双重的突围何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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