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战争时的同仇敌忾心态,在中国方面,也是一绝的。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着听军情;可是中国方面,却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着听戏,好像仗是别人打的。这种心态,等而下之起来,也就笑话百出。以海军而论,中国海军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闽南系、粤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战争前,中国举行海军大检阅,粤洋系派来“广甲”、“广乙”、“广丙”三条船。不料检阅没完,战争突然爆发,这三条船就被留下,以壮声势。战争下来,“广甲”搁浅、“广乙”打沉、“广丙”投降。战争过后,粤洋系的头子竟写信给日本受降将军,说这三条船都有“广”字头,是属于广东的船,本就和这次战争不相干,请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广”字头的船还给我们!
甲午战争后,有外国人评论,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战争,这是李鸿章跟日本的战争。以李鸿章一个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战,自然胜负分明!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蕞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太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人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
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
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一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皇帝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
康有为成为康进士后,为了鼓吹,他发起办了一个报——《中外公报》,那时中国人并没有订报这回事,要人看报,得白送才看。于是,他们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买通报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