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约德尔将军在最高统帅部作战指挥部的副手瓦尔利蒙特少将却另有看法：“似乎就在这一惊之下，他的所有恶劣本质，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全都暴露了出来。”希特勒随后病魔缠身——牙病、头痛、黄疸、胃痉挛，也许还发过一次心脏病，1944年9月里有三周时间他卧床不起。他双手及左腿颤抖的现象在炸弹爆炸后曾一度消失，后来又恢复了原状。有几个医生，尽管谁也没对希特勒做过检查，却据此推断他患了帕金森症。他的情绪平日就容易波动，此时更是变幻莫测，时而雷霆大发，时而沮丧消沉。
希特勒服下的药物简直就是摧残他身体的帮凶。人人皆知，希特勒一向患有疑病症，而为他做了9年私人医生的西奥多·莫雷尔大夫至少在元首身上下了28种不同的药。这位大夫颇似江湖游医，早年曾任随船医生，是柏林波希米亚群落里的性病专家。莫雷尔声称是他发明的青霉素，只是被英国特务盗去了秘方。他靠制造巧克力维生素等一些江湖秘药发了财，其中有许多药他首先在元首身上试用过。他给希特勒使用的药有安非他命、牛睾丸的提取物、有毒的士的宁，也许还有吗啡。
希特勒的身心健康每况愈下，且不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他选择的地府生活却真的加重了他的病情。1945年1月16日，在一次盟军大规模空袭后，他搬进了元首地堡，从此就再没有搬出来。元首地堡是总理府和总理府花园下方的三个地下掩体之一。他不但担心挨轰炸，也害怕遭暗算，更恐惧新鲜空气和运动带来的病菌，于是便顺理成章地做出了这个选择。
他的地府新家占地超过50英尺，由一块16英尺厚的混凝土板护顶，顶上还压上了6英尺厚的泥土。地堡有两层，隔成30多个小套间，分做办公和居家之用。他身边跟随的将领、医生、助手、秘书和保镖要么住在上面一层，要么住在附近政府大楼下面的地堡里。希特勒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下层自己独用的三居室里，或隔壁挂有大幅落地地图的会议室中。
除了偶尔进总理府开会，晚上去遛遛他的阿尔萨斯牧羊犬布隆迪，他根本不踏出地堡一步。他幽闭在潮湿、发霉的混凝土墙里，越来越脱离现实。所有报告坏消息的人他都一概不见。当戈培尔将记录盟军轰炸著名纪念碑及标志性建筑物的照片拿给他时，他甚至都不肯看一眼。
希特勒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却越来越严重。他扬言：“我们不投降——不，绝不!我们也许会被打垮，但如果我们真被打垮，我们垮时也要拉上一个世界——一个火光冲天的世界。”这一套老调他在1934年就说过，已经说了十几年。戈培尔本来就是个做戏高手，这时更是巧舌如簧，煽风点火、花招百出，为希特勒的破坏欲火上浇油。他力劝元首在战场上使用毒气，不承认有关战俘待遇问题的《日内瓦公约》以及处决上千名英美飞行员，作为对1945年2月盟军将德累斯顿夷为平地的报复。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提议希特勒一个都没采纳，反而将同归于尽的毁灭狂想用来对付自己的臣民。
在希特勒的所有无政府主义法令中，毁灭潜力最大的也许当属他所谓的“焦土政策”。只要是对来犯之敌有用的东西，统统付之一炬，或者销毁一空，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其历史简直与战争一样悠久。早在1943年9月，苏联境内的德军败走之时，希特勒就对撤退部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然而从1944年9月开始，当盟军从东西两面逼近德国边境时，希特勒就图谋在第三帝国境内实施这一政策。他勒令，留给敌人的只能是一片荒芜，不但要烧毁农庄和工厂，还要清除电话线路、排污系统和电力设施，总之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一切基础设施统统要毁掉。
正是这种政策让艾尔伯特·施佩尔最终幡然醒悟。元首这个忠诚的建筑师和军备部长是他身旁为数不多的几个尚有几分道德感的人之一，也是标准的技术官僚。他赞成兴兵征战，特别喜欢建厂、修路，设计庞大无比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