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第二版译者说明

萨托利的这本《民主新论》,最早读到它是在 1988 年岁末。当时正值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谈论“新权威主义”之际,在知识同权力之间,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内,重新开启了一个理性的对话而非对抗的过程,而若从“公车上书”算起,这两者的断裂已持续了百年之久。失去理性和价值支持的权力给我们带来的不幸,我想是无须多说的。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读到萨托利极力张扬的“纵向民主”和“精英主义”,与之颇多若合符节者,自然也就生出很多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谓的“现实感”;它迫使你在肯定民主价值理念的同时,又要时刻盯住我们的现实,从批评与建设并重的角度去思考宪政制度本土化的可能,对我们的政治传统、既有结构的张力和“可操作性”给予更多的关注。

然而,知识和权力的初步和解再次表明是短命的。及至转过年后不久,突然风云变幻,理论思维旋即为街头政治所取代。事件过后,我自然更深切地意识到,这本书在酣畅淋漓的论辩魅力之外,对于变动社会中的我们,还有着另一层更重要的含义。萨托利站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在坚信民主价值的同时,也像哈耶克一样,深知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在某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区域所处的劣势。尤其是在既乏民主作业的传统,又无契约化市场制度(我们若遵循苏格兰政治哲学的传统,把法律也理解成契约之一种,则市场制度的政治含义便显而易见)的政治社会里,具有持续可行性而非单靠热情激发的民主理念,实在是十分不易得到落实。因此对我们而言,细致的理论建设,以及悉心培养实践的智慧与耐心,就显得尤其重要。当我将翻译该书的愿望向东方出版社的陆世澄先生提出后,很快便得到通知,他们打算接受这部译稿。于是约请好友阎克文先生,花了一年多时间将其译出,在责任编辑王德树先生的支持下,使其终于得在1993年6月面世。

这个中译本的第二版,补上了原来刪去的第15章,借此机会,我也对第一版中的个别译名以及一些疏漏和错误作了订正。第一版为节省篇幅,将原著中的大部分注释略去未译,尤其遗憾的是割舍了不少解释性注解(共有七八万字),照现在大力提倡建立“学术规范”的风气,也是很不应该的事情。此次再版,将这些注解也一并译出(其中第9—14章仍约请阎克文先生译出,我作了校订),并按原书体例移至各章之后,原书征引的文献,除译出了作者和题目(其中标有“*”的是就我所知已有汉译本者,可供读者参考)外,原文及版本事项一仍其旧。学术文献之上品,除了其阐明的观点立场外,通过它的注释,不仅可了解作者学有所本的严肃态度,对于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发挥重要的“目录学功效”,其价值自不待言。此外我将原书的主题索引也作了翻译,按汉语拼音重新排序,以方便读者检索。

冯克利谨识

1998年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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