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的观念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大海上空的苍穹中，月亮和群星依照它们的轨道运行，无数次地邂逅、交汇。因此必须还有一座城市［与之呼应］，大大小小的桥梁萦回环绕，聚而往复。这可是真实的威尼斯：穿过上千座桥梁，经过蜂拥密集的狂欢节游行队伍，在那些华丽的送葬船只扬帆远去的时刻，我虔诚肃穆地来回踱步。这永恒、坚毅的威尼斯城，隐匿了黑夜，向人们显示出比亚得里亚海上更怪诞的夕阳余晖，这给了我莫大的启示。我此时已然知悉，诗人应该撰写历史，因为黑夜所有的承诺对我们而言已成为现实：人之皮囊中的灵魂必须一直不断地重返黑夜，因为要探究真理。人唯此才能展示所有民族的天命。
深藏在童年生涯中的经验，给了多伊布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太阳、月亮、群星被视为分裂之物，必须通过作为中介的“威尼斯”才能得以弥合。“威尼斯”自身，则归属于那一场更加漫长的精神朝圣之旅。在多伊布勒笔下，那分裂时代的漫长黑夜中，始终回荡着的、深沉意志的嗓音，是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对艺术精神论述的回响。更远一点说，“黑夜”、“民族的天命”这样的字眼，更是直达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这些观念，在当时即被这个敏感的少年捕获，后来成为其史诗创作的契机和源泉。
1898年冬天，多伊布勒时年22岁，他的父亲在生意上惨遭失败，举家迁往奥地利的首府维也纳。在维也纳，多伊布勒在音乐家朋友威廉·维罗纳特（1875—1931）的陪同下，频繁地出入歌剧院，感受到了瓦格纳、贝多芬的强烈冲击。多伊布勒还有幸体验了马勒的现场指挥。不久，多伊布勒的父亲终于同意了他一直以来的请求，资助他去意大利，因为他要写作意大利语诗歌《太阳帝国》。正是在意大利漫游的这个冬天，多伊布勒冒出了要写作史诗的大胆想法，他在那不勒斯记下的诗歌——曾以《在维苏威山脚》为题——后来成为《北极光》的开端。风华正茂的多伊布勒难掩对佛罗伦萨但丁的景仰。他写道：“诗人知悉，最根本的要务须是理解《神曲》此类作品的特征。”这位年轻的诗人已经打算要成为“20世纪的但丁”。对于多伊布勒而言，诗歌意味着“高贵”（Vornehmheit），而最高贵的诗歌无疑是史诗。
